朱元璋为何要推行导致中国走向贫弱的海禁？

 

事实是清楚的，虽然朱明王朝在海防建设上十分用心，虽然在明朝前叶，因西方触角还未伸展到东方，中国人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安全感，但明中叶以后，这种安全感则越来越不可靠了。1524年，到澳门来开拓东方殖民地的葡萄牙人就对明王朝的海军战术作了这样轻蔑的描述：“帆船上只装有小型的铁火铳，而无铜火铳，火药也很糟糕……中国人的火绳枪质量低劣，弹丸连普通的胸护甲也打不穿，尤其是他们不懂得如何瞄准。他们的武器主要是竹枪、矛，有的装有铁矛头，有的则用火烧硬，短而钝的弯刀，护胸甲是由铁锡制成。有时人们看到上百艘船围攻一艘海盗船，这些船顺风抛撒石灰粉，以迷盲敌人。因为他们数量众多，可产生一些效果。这就是他们的主要战术。”

 

中国海洋力量为什么衰落得如此之快？根源还是在于海禁。因为严禁中国商人出海贸易，民间发展舰船制造技术和提高远洋水平的动力完全消失。

 

于是，一个悖论出现了：朱元璋竭力加强海防，海禁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然而海禁却又在事实上严重削弱了明王朝的海防。

 

以朱元璋的智商，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缘木求鱼的蠢事？一言以蔽之，一种出于个人和家天下需要的隐秘的目的遮住了他的双眼，这个目的就是他不希望任何臣民脱离于他的强力控制之内。他对百姓、对民间深深疑虑，他要遏制民间智慧和力量，而不是激励、支持民间智慧和力量的发展。他根本不懂得，没有民智的发达和民间力量的壮大，他要建立强大的海防，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关起门来的朱元璋住在深宫里，终于不需面对变幻莫测、让他眩晕的大海了。他寻找到了一种安全感，可惜，事实证明，这种安全感只是建立在他个人的臆想基础之上。

 

回光返照的“郑和下西洋”

 

说海禁是朱元璋所规定的朱明王朝的家法，也许马上会有人质疑，因为明成祖时期，三宝太监郑和的七下西洋不是中国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吗？

 

我不想否定郑和下西洋所凸现的辉煌业绩，对将郑和视为民族英雄的人们的心情也非常理解。不过，我坚定地认为，郑和下西洋和明王朝的海禁几乎是互不搭界的两件事，因为海禁的要害唯在于禁止民间出海通商。称颂明成祖派遣郑和完成了下西洋的壮举当然是可以的，但我们不能忘记，就在郑和下西洋的同时，明成祖仍然是禁民间海船的，据《明成祖实录》，他严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平头船还怎么去搏击海浪？后来到了嘉靖年间，明世宗又下令：“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这对面对海洋心有不甘的沿海居民来说，简直就是釜底抽薪。不能不说，在禁海的具体措施上，朱元璋子孙的“智慧”还在代代进步。

 

如此兴师动众的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何在？

 

或曰为了寻找被明成祖推翻而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或曰意在耀我国威，总之，说它是一项与商业和贸易没有什么关系的官方活动，是没有疑问的。许多人在为明王朝未能将下西洋继续进行下去而大感遗憾，可是，一项耗费巨大、缺乏经济内驱力的官方活动，真的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吗？从世界航海史就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有丰厚利益的召唤，才激发了冒险家们的贪欲，从而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而欧洲的国王们也乐得让冒险家分一杯羹，因为他们知道，得大利的终究是自己。双方的交易清晰记录在哥伦布和西班牙女王于1492年4月为海上探险而签署的《圣大非协定》上，按照协定，哥氏一旦发现新的土地，那么这块地上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就是他的了，只不过其主权属于西班牙国王。

 

没有社会基础、缺乏经济原动力的郑和下西洋不仅注定难以维持，而且由于耗资过于庞大，还让民众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它的被停可以说势在必行。

 

经过好几个朝代，到了明宪宗时期，又有太监向皇帝建议，恢复官方的下西洋。可是出人意外，郑和七下西洋积累的档案资料却找不到了，当兵部尚书（相当于今之国防部长）责问时，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刘大夏顶了他一句，说昔日郑和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这是弊政啊，做大臣的理应谏阻才对，不见了就不见了吧。恢复下西洋的动议遂无果而终。

 

郑和七下西洋档案资料的失踪，对中国航海事业来说，无疑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今人因此而集矢于刘大夏，认为是他故意烧毁了档案，并给他冠了顶阻碍中国航海事业发展的“保守派”代表的帽子。在我看来，这个刘大夏实在够冤枉的。

 

刘大夏是明朝的名臣，以当时情况而论，谏阻恢复下西洋并没有多少值得非议的地方。皇帝和宦官们希望恢复下西洋，只不过是想借此在海外搜寻奇珍异宝。仅仅为了供他们个人享受，就让民众付出巨大的财产和生命代价，难道不应该受到一个有责任感的大臣的反对？更重要的是，以为当时恢复下西洋，中国的航海业就不会停滞，不过是今人误解历史条件而滋生的一种想当然。还是那句话，没有经济内驱力的推动，没有民间力量的参与，没有民间智慧的勃发，就一定没有航海事业的发达，这已经为世界航海史所证实。

 

于是，对中国的航海事业而言，郑和空前的七下西洋，就成了可怜的“回光返照”，只剩下了这样一种积极的意义：提醒后来居上的外国人，切莫因为中国后来的封闭，就轻视中国人曾经在海洋上取得的成绩。李约瑟博士就这样为我们愤愤不平地说：“中国人一直被称为非航海民族，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们的独创性本身表现在航海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

 

可是，叫屈，无论外人，还是我们自己，有什么用呢？

 

 

【来源：《百家讲坛》（蓝版）2009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