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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如何走出对毛泽东的愚忠

作者:罗火召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发布时间:2011年01月18日 点击数: ( 字体: )

分享按钮 【导读】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说:“‘我是不让权的’‘我是不做自我批评的’。这些话我是当面听到的。”胡伯伯没有说这两句话是谁讲的,在什么时间、地点讲的,但我明白他讲的是毛主席。

1953年9月毛主席(左)、罗瑞卿(右)、胡耀邦(中)在北京西郊合影。(来源:胡德平) 

 
 多年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筑起的两道堤坝——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坝,已经被我国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冲决了……他们的残渣余孽、或者他们的幽灵还能重新筑起这两道堤坝吗?——胡耀邦1976年12月8日
 
10年前,胡耀邦伯伯遽然辞世的时候,我正在奥斯陆大学讲学,当时有数十位挪威及其他国家的学者听课,无法回国向胡伯伯的遗体告别。这是我终生抱憾的事情。今年(1999年)4月15日是胡伯伯10周年忌辰,我又赴德国讲学,不能恭趋墓前祭拜。现在,谨将绵绵的追思写成此文,向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人生与治学道路的胡耀邦伯伯遥献一瓣心香。
 
胡伯伯说:“我要给你们泼瓢冷水!”
 
1962年9月,我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刚进学校时,充满兴奋之情,立志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然而,过了几个月,却大失所望,感到教材枯燥乏味,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框子,教师谨言慎行,难有个性,从课堂上学不到多少新鲜的知识和治学的本领。半年过去了,我越来越苦恼。
 
1963年3月,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展开,给我精神上极大的震动。上高中时,我已经开始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感到困惑、迷惘。对照雷锋的事迹,我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太渺小了,需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树立起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毛泽东选集》教导我: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否则一事无成。我认定,在北京大学继续学下去是浪费青春,应该到农村去半工半读,这才是革命化的正确道路。现在回想起来,36年前的想法实在幼稚可笑,带有极“左”的成分,但那时的思想确实是真诚的,向往着一个崇高的理想目标。
 
在北大,我与胡德平是同班同学,平时很谈得来。1963年5月,我对德平说,想给他的父亲写封信,谈谈离开北大、下乡半工半读的想法。德平非常高兴,告诉我他也早有这样的打算,让我快写,我们一起下乡去。于是,我给胡耀邦伯伯写了一封长信。德平告诉我,胡伯伯看了我的信,很高兴,但对我们的幼稚也感到担心。他表示,要慎重考虑之后再给我回答。
 
这时,我们要下乡半工半读的事在全年级传开了,有十几个同学要和我们一起走“革命化的道路”。年级党支部立即汇报到系领导,系领导一面向校党委汇报,一面在同学中间做工作。渐渐地,学校对我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有人说我们是“反党小集团”。为此事,陆平校长专门去找了胡伯伯一次。
 
北大校方的态度对胡伯伯产生了影响。1963年10月他找德平、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谈了一个晚上,批评我们的主观主义,特别以“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告诫我们:不要头脑发热。他说:“我要给你们泼瓢凉水!”他要我们安心在学校学习。我们和他辩论,认为他不了解北大的实际情况,并引经据典,证明我们的行动完全符合革命导师的教导。这次谈话,谁也没有说服谁,和胡伯伯的第一次见面“火药味”挺浓。
 
被打倒的胡伯伯说对毛主席“我要愚忠”;对理想、学说、事业仍然执著
 
5年以后,我第二次见到胡伯伯。那时由于北大的派性斗争,德平被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牛棚”,我常去他家向焦虑不安的外婆报告情况。9月的一天,我又到他家去,看到房间里站着一个头戴旧帽子、身穿工作服的人,和扫大街的清洁工人一模一样。开始我没认出来,过了一会儿才发现是胡伯伯。他刚从西山的团中央林场回来,在那里劳动很长时间了。
 
胡伯伯关切地问起我和北大的情况。这时我已经毕业,被分配到黑龙江,即将离京,前程如何,不得而知,文化大革命在心中留下的迷惘,更让我苦闷、彷徨,当时的思想状况,真的像“我有迷魂招不得”一样,面对胡伯伯,我无所顾忌地倾诉起来。
 
在那个时候,彼此毫无戒备地敞开心扉是很危险的,但胡伯伯却痛痛快快地和我畅谈起来。他从当红小鬼开始,讲到长征的九死一生,特别是到延安以后怎样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成长起来,很诚恳地说:“我从24岁起,屁股后面就跟着挎盒子枪的,几十年了,整一整有好处,脱离群众很危险呀!不过,扣我‘反对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人家不信,只好随他们了。我要愚忠!”
 
他越讲越激动,完全忘记了他当时的处境和身份,对我畅谈起理想、学说、事业,谈他的人生追求,两眼放射着光芒,个人的命运、家庭的状况,都置之度外了。我被他的谈话深深地感染了,没有想到这个身处逆境的人,竟然还会这样忠贞、坚定、乐观。(两年以后我才知道,他那时在林场的境遇相当不好,他是咬着牙才挺过来的。)
 
那时,我对中央文革小组在四川的所作所为以及林彪的“站队站错了,一切都错了;站队站对了,一切都对了” 的理论,已经产生了怀疑,但对毛主席却仍然由衷地崇拜。“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我当时的心境,正和李白这两句诗描述的一样。与胡伯伯的这次见面,让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好像见到了岳飞、文天祥一般。他对于理想、学说、事业的执着,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深深地铭刻进我的记忆之中。此后的7年,我在黑龙江的林海雪原中历尽艰苦与磨难,走过了人生最痛苦的一个阶段,但没有沉沦,一直在挣扎着前行。胡伯伯的这次谈话以及后来与他的交往和讨论,成为支撑我苦斗的重要精神支柱,从此我在心中把他当作我的精神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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