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当代儒学向何处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儒学热以及中国社会结构自身的转型，将儒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这一转折的历史背景是华夏文明在中西文化冲突融合中所面临的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次儒学热既包含着对近百年来激进主义思潮的反思，也是对当前社会礼崩乐坏的现实挑战的一种回应。这种回应方式的深处潜藏着传统儒教文明延续数千年之久的社会崩解与修复机制的历史惯性。但是，今非昔比，当代儒学已经面临着全然不同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形势，儒学自身的内涵与形态将不可避免地发生重要变革，其复兴的进程也必然选择新的路径。

 

　　一、心性儒学：从官学回归私学

 

　　儒家心性论包括天人观、人性论、道德观、修养论等内容，是儒学义理的基础性内涵，也是儒学体系中最具有生命力的部分，对于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安顿和价值重建来讲，儒家心性论的弘扬无疑是当务之急。但是，从历史角度看，心性儒学本身也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儒家心性论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形态和精神趋向并不完全相同，这就使得心性儒学的复兴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当代应当复兴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性儒学？

 

　　儒家心性论的源头无疑是原始儒家，即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这是儒家心性论的创发期，也是儒家心性论最具有活力的时期。在孔子之前，尽管已经有了西周完备发达的礼乐制度，但其中所蕴含的心性意义并未得到阐发；汉代以后，儒家心性论仍在发展，历代大儒都有所发明，但是，伴随着封建制度的终结和郡县制度的确立，儒学已经被纳入到君主专制的结构之中，它由孔孟的私学编成了官学，它已经被体制化了，这给此后心性儒学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儒学从私学演变为官学，是从西汉设立经学博士开始的。战国与秦皆设博士，但列入博士的可能是诸子百家而非儒家一家。据赵歧《孟子题辞》，汉文帝时已经立有《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等博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设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汉书·儒林传》），博士变成了儒家的专利。不仅如此，为统一经义的解释，东汉由皇帝先后主持召开了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尤其是白虎观会议，参加者包括将、大夫、太常以及下属博士及博士子弟，还有议郎、郎官等，历时数月而形成了《白虎通义》。值得注意的是，《白虎通义》不仅包括谥号、祭礼、致仕、考黜、纲常等制度性问题，而且包括天道性命问题，许多问题系由汉宣帝亲自裁决。“上亲称制临决焉” （《汉书·宣帝纪》）的结果，是皇帝主导了经义的最终解释权，导致了“凯撒与上帝合一”的文化格局，使得儒学的独立性和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性都大大降低。儒家由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跻身于百家之上，其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但精神生命层面的损失却是无法否认的。即使被称为儒学的第二个发展高峰的宋明理学也同样如此。近代大儒熊十力先生服膺宋明理学诸子的学问，但他也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们在宋儒身上总无法发现先秦儒家那种鸳飞鱼跃的气象。熊先生所说，实际是后世儒家精神生命力的蜕化问题，而蜕化的关键在于体制化。在秦以后日益制度化、成熟化、凝固化的专制政体中，科举考试逐渐成为儒家士大夫人生的独木桥，他们本身也逐渐成为这个庞大的利维坦上的螺丝钉，其精神生命的萎顿是无法避免的。在一样一种高度体制化的环境中，真正的儒者自然不能忘怀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但君主专制的严酷现实使得这种豪言壮语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种精神安慰，实践的空间大大缩小，向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建议的大儒董仲舒差一点因为言说阴阳灾异而丧命的事实，典型地说明了君主专制时期儒者的两难困境。

 

　　郡县制下的君主专制并非原始儒家的政制理想，但郡县制确立之后，儒家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在既有体制所能提供的有限空间内发挥其匡正时弊的作用。就此而言，晚清废除科举制度就不是纯粹的坏事，它为心性儒学摆脱君主专制后的新生提供了一个历史性契机，而抓住这一契机的关键，在于使儒学由官学重新回到私学，从而复兴原始儒家的生命精神。

 

　　重新复归于私学的心性之学将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它将是一种独立自由的现代学术形态。从历史上看，儒学经历了子学、经学和理学等不同形态。上述形态作为传统国学的一部分都可以保留，但其研究方法和学术精神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经学科目仍然存在，但已经不再是董仲舒式的独尊的经学，也不是《白虎通义》式的钦定的经学，而是自由独立探讨的经学，它以阐发儒家经典义理或者经学史的学术研究为己任，不承认学术之外的任何权威。理学也仍然可以存在，但它已经不必要采取诠释学那种迂回曲折的路径，非得将自己的思想说成是古人的思想，它完全可以直抒胸臆，去建立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它将象它的老前辈——子学那样独立、舒展而自由。

 

　　其次，它将恢复原始儒家对于现实的批判精神，包括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精神。儒学被称为天人之学，原始儒家所说的道是天人合一之道，在他们对于道的叩问与执着中，包含着对于更为原始的“命”的观念的历史承接。由此而产生出儒家深刻的使命意识。道既是宇宙人生的根本规律，也是士人精神的终极寄托和最高价值，对道的践行是士人的天职之所在，对于不合道义的社会的批判则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原始儒家的以道自任和批判精神，同样体现在他们对君臣的关系的设计中。与秦汉以后所不同的是，原始儒家更加强调君臣双方的义务而不是臣下对于君上的单方面的服从，孔子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孔子特别强调士人在处理君臣关系时决不能放弃“道”这一根本原则，孔子告诫他的弟子们要“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中子思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①】原始儒家处理自身与君主关系的根本原则是道统高于君统，基于这一原则，作为体道为己任的士人阶层，实际将自身置于比君主更主要的地位，他们为人臣属，却决不放弃自身的道义理想与处世原则。在他们的心目中，君主因该是行道的手段，这意味着他们并未放弃其精神上的主体地位。汉代以后“君为臣纲”的思想，是原始儒家无法接受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