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文化是一种停滞的文化

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来停滞不前，说白了，即中国人的“言、行、思”两千多年来停滞不前。为什么？因为说到底，任何人类的历史，都是人类“言、行、思”的历史，除此之外，岂有他哉？

 

人类“言”的停滞，即是人类的言说始终都只能在有限的“词句”、“概念”、“内涵”等等之中“打转”，永远都发现不了任何新鲜的东西。

 

人类“行”的停滞，即是人类的行为始终都只能在有限的“事物”、“工具”、“技术”等等之中“打转”，永远都发明不了任何新鲜的东西。

 

人类“思”的停滞，即是人类的思想始终都只能在有限的“情感”、“记忆”、“观念”等等之中“打转”，永远都创造不了任何新鲜的东西。

 

说白了，没有了新发现的“言”，没有了新发明的“行”，没有了新创造的“思”，即是一个民族的“言”、“行”、“思”的“停滞”，而同时也即是该民族“历史”的“停滞”。

 

为什么中国人的“言”会“停滞”而不可能获得“新生”，也即不可能获得新的“发现”？而反过来，为什么西方人的“言”却可以不“停滞”而不断获得“新生”，也即不断获得新的“发现”呢？

 

道理很简单，西方人的“言”从古希伯来人和古希腊人那里起源即开始了追求“信仰”，他们“信仰”什么？从信仰上帝逐渐发展到了信仰真理，可是中国人的“言”从孔丘那里开始即没有了追求，却有了固守，孔丘固守什么？固守对“天命”、对“礼乐”的“迷信”。这一方是“追求”、“信仰”，另一方却是“固守”、“迷信”，因此也就立即形成了双方长期历史以来巨大积累的差别。同时，大家还须知，上帝是无限的存在，真理则是可以永远不断生长的智慧之树的“树心”；然而中国人的“天命”却是永远的不可知性，“礼乐”则更是永远僵死的人为的“限定”性。所以很显然，追求上帝“信仰”和真理“信仰”的西方人的“言”，是永远都可以不断地获得新生（新发现）的（词句、概念、内涵等等）的不断进化发展的“言”，而固守不可知性的“天命”和人为僵死的限定性的“礼乐”的中国人的“言”，则是永远都不可能获得几乎任何新生（新发现）的（词句、概念、内涵等等）的完全僵化限定的“言”。中国人的“言”的不能不“停滞”，已经是长期以来明摆着的历史现象，根本就毫无任何疑问。

 

为什么中国人的“行”会“停滞”而不可能获得“新为”（新的行为）？而反过来，为什么西方人的“行”却可以不“停滞”而不断获得“新为”（新的行为），也即不断获得新的行为技术的发明呢？

 

道理仍然很简单，西方人的“行”追求“知识”，尤其是追求新的自然的、社会的“知识”，从而也逐渐地建立起了个人理性（规范知识、技术）的“自我”；西方人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获得了理性“自我”的西方人，同时也即获得了开发“自我”的真实知识的力量。可是中国人的“行”没有知识的追求，却有始终的心灵严重的畏惧。畏惧什么？不仅畏惧不可知的“天命”，还更畏惧血统的、礼乐的、人治的（暴力的）“大人”，中国人始终在“大人”的永远人治的淫威之下艰难地生存；所以中国人的“行”严重地匮乏“人性”（更不要说理性）的“自我”，同时也就必然严重地匮乏对新知识的追求。中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始终都是毫无“真知识”追求的儒家文人，儒家文人除了一门心思想当官（说得好听，是“治国平天下”）之外，别无任何精神的追求，包括新知识的追求。在既严重地匮乏理性的“自我”，又严重地匮乏真实的知识的双重困境之中，中国人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对新工具、新技术的发明的可能性，几乎只能全都处于严重匮乏内外双重推动力的极端的困境之中，或几乎就是不可能；退一步说，即使有所发明（例如所谓的“四大发明“），也只能稍纵即逝，自动枯萎，因为根本就形成不了真正意义上获得公认的社会性的生产动力，所以也就根本形成不了真正推进中国人“行”的进化的动力。因此，中国人的“行”也就只能是严重的“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