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首辅申时行：成也中庸，败也中庸

因中庸而上位

 

也许在张居正眼里，万历算不上是精明能干、聪慧贤德的好皇帝。可在申时行看来，万历是个10岁便明白什么叫做“责难陈善”的优秀皇子。不可否认，10岁的万历的确有着同龄孩子没有的责任感，小小年纪便知道让申时行时刻提醒他的功过是非，即使不能立威于朝堂，最起码也可以当个有担当的好男儿。

 

那时的申时行还在翰林院任职，是万历的老师。但在短短几年之后，他就被任命为大学士，入职文渊阁。

 

文渊阁是许多文臣渴望的最高殿堂。只要入阁，就可以常伴皇帝左右，有机会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成为大明江山的总顾问，成为大殿之上的权力明星。很多文官从小小的侍从到荣膺文渊阁大学士之列，要经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壮年汉到最后变成了行将入土的老朽。而申时行生于明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年），嘉靖四十一年中状元，历任左庶子，掌翰林院事，他老练稳重，熟谙政术，张居正改革弊政时，保守派纷纷被罢官贬谪，申时行因“蕴藉不立岸异”而受知于首辅张居正。万历五年，由礼部右侍郎改为吏部左侍郎，翌年三月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不久又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此时不过40多岁，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

 

1582年，万历皇帝19岁，申时行47岁。也正是这一年，张居正逝世，张四维继任首辅。可惜的是，张四维任职还不满一年，就由于父亲去世而暂时离职，次年，张四维罹患重病，难以入职，而当朝几位德高望重的大学士，除了申时行身体康健外，其他几位都身染重病。在这般无奈的情况下，申时行正式成为当朝首辅，位极人臣。

 

其实，这一切看似巧合，却无不透着不可逆转的必然。申时行秉性谦和，完全没有位高权重者的不可一世，更没有横行霸道的恶习。这种性格造就了他的成功，也同样导致了他的失败。

 

张居正去世后留下了许多难以弥补的过失，申时行出任首辅之初，整个朝政有待治理，一些制度也需要革新。但这一切都离不开首辅与皇帝的合作，而那时的万历帝摆脱了张居正时的傀儡身份，开始用头疼、头晕、坠马受伤、心火上升、皮肤溃烂等种种理由来拒绝出席经筵。如此怠政慵懒对申时行来说无疑是一种打击，他曾一度很失望，发牢骚说军队没有胜仗打，农民没有粮食吃，自己这个首辅做得实在失败，还不如辞官回家。

 

申时行早知道首辅不好做，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来迎接这个艰难的任务。然而，当现实来临的时候他还是有些招架不住。1587年，当首辅的第四个年头，不过刚五十出头，他就不时跟皇帝递辞呈，说自己年老无用要告老还乡。尽管这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让皇帝警觉，但也隐约看出他位居首辅的疲累。

 

事实上，真正让申时行感到疲累的不仅仅是万历的“顽主”性格，还有类似宋朝的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在宋朝迎来了鼎盛时期，沉寂百年后，又在明朝中叶得到了重视。文官是一群有智慧、有学识的人，他们比武官更加懂得如何处理政治。万历年间，全国的文官已有几万人，仅在京都供职的就有千人，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些人直接决定着大明命运的走向。对这一点，张居正忽视了，可申时行看到了。

 

申时行开始在文官集团内部进行周旋，谁也不亲近，谁也不得罪，尽量保持着中正的立场。他像众多的文官一样是通过科举选拔制度进入仕途的，所以十分清楚文官的做人宗旨。他知道每个文官都有一己私欲，可同时也心怀天下。在国家和私欲面前，文官们往往选择在尽量减少对国家损害的基础上中饱私囊。至于国家损失到什么程度为底，那就因事因人而异了。当然，并非所有文官都是如此阴暗，也有部分类似海瑞的人在执著地坚守着正义。

 

也就是说，文官集团呈现出两种极端，一种极端认为儒家千年的道德教诲都不过是说说而已，一种则谨慎地遵循着道德所规范的轨迹走。两种极端，申时行都不敢踏入。当然，他并不是一个摒弃了道德规范的人。恰恰相反，他对道德抱以强烈的认同感，但他又不得不承认，一味忠于道德，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在朝中立足的，因一再坚持道德原则而惨遭廷杖的邹元标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那种状况正是申时行所不愿见到的，他想为朝廷保留几个遵循道德的文官，所以不赞成文官用这样激烈的方式去刺激皇帝，这样只会让道德在朝廷里沦丧。他太了解万历了，他知道万历把文官的直言进谏当作一种卖弄，当作其流芳百世的资本，也当作臣权对皇权的一种制约，否则张居正就不会死了还要遭到清算。所以，过分强调道德，只会破坏文官集团的安全感，触动皇帝的底线。

 

因此，尽管很多文官说他缺乏原则，可申时行并没有因此改变中立的做法。对他来说，保持中庸之道不仅仅是保证文官集团的和谐，更是要保证自己的下场不像张居正那样悲惨。正是这样的信念让他放心地游走在文官集团内外来处理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