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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洋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只是跺脚吼歌喊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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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车进入市区之后，车速明显地减慢了，美国朋友们马上又变得活跃起来，好像是经过一尊毛主席大的雕塑像时，有几位显得很激动，掏出毛主席语录本挥动着，齐声喊口号：“long long lives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来到中国大陆，他们是中美关系刚刚“解冻”后，第一批跨进大陆的美国大学生。这批美国的激进大学生是应我国正式邀请访华的。并在北京受到极为高规格的接待。
这批美国进步大学生在北京访问几天后，来到上海访问四天，我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工农兵大学生”的代表，全程陪同了这批来自大洋彼岸的“红卫兵大学生”。
代表成员来自美国16个激进组织，都支持中国搞“文化大革命”
1971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一条消息：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今天晚上会见了由歇莱尔·希尔和杰里·董率领的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我国有关方面负责人、乒乓球运动员和工作人员……
这条消息的版面位置很突出，排在周总理会见新任和即将离任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京办事处主任，和西哈努克亲王（那时他住在北京）会见伊拉克政府代表团这两条重要外事消息之前，还围了小花边。这条消息右下侧是条公告：“中美政府商定，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准将为首的先遣组，将于1972年1月3日访问中国，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技术安排。”
第二天，《人民日报》又以显著位置报道了江青、耿飚、王猛和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一起参观北京体育学院，一起观看表演的消息。消息中写到他们“同运动员热烈握手，并一起高唱革命歌曲”。
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学生代表团，接待规格竟有如此之高呢？这个团是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出使中国之后，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前，第一个访问中国大陆的美国高校学生代表团，是支持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美国大学生组织和所谓“政党”的代表，有的组织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建立的。在美国，他们与美国政府对着干，造反精神很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大洋彼岸的“红卫兵大学生”。
北京是美国“红卫兵”大学生的第一站，中途去了—趟延安，他们的第二站是上海。我那时是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工农兵大学生”，上海为了接待这个美国进步大学生代表团，安排了四位“工农兵”大学生做陪同，复旦大学和我们学校各派两名，我便是其中之一。
1971年12月29日上午，学校派我和我们班来自内蒙古包头的女同学郭秀芬到锦江饭店212号房间找桂龙生同志，老桂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的工作人员。当时的上海是“组”的天下，不少单位的办事机构都是“组”，“组”的级别高可以达到现在的厅局级，低的可低到不入流，市外事组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市外办。
我们到了不久，复旦大学的两位女同学也来了。三位女同学都是1969年国庆赴京观礼的代表。我在读大学前则是新疆建设兵团后勤部政治部宣传科的通讯干事，属于调干生。我们四人都不会英语，听说要接待外宾，不由得感到紧张。桂龙生给我们布置任务时，我问不会英语怎么办？老桂说：“没关系，有翻译，你们不要怕。关键你们积极主动一点。你们的任务是加强中美革命大学生之间的友谊，同时要了解美国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美国大学生运动情况；二是美国国内人民革命的情况；三是公害问题；四是民族问题。每天及时汇报。“公害”问题就是现在所说的“环境污染”问题，当时国内一般人都没有把它当回事，所以老桂特别强调，这是周恩来总理很关心的问题。
桂龙生告诉我们：这个团是由美国进步劳工党副主席威廉·埃普顿出面组织，我国以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名义邀请过来的，上海则以上海对外友好协会的名义接待，实际上接待他们的是中联部。在代表团启程前，威廉·埃普顿又一次被捕，但他的被捕并没影响代表团的行程。在这个25人组成的代表团中，年纪最大的33岁，最小的是菲律宾裔女孩刚过16岁，绝大多数为二十多岁。他们中间有5个学历史的，这可能就是派我们这些学历史的前来陪同的缘故；他们中间还有学政法的、社会学，动物学、化学、心理学的，有几个弄不清是学什么专业的。他们分属16个政治组织，每个组织都有激进的政治主张，上海外事组有份关于这些组织的材料，老桂拿给我们看，要我们掌握情况。我出于好奇，便从这个内部文件中摘抄下部分有关内容：
美国全国黑人学生联合会。1969年8月从美国全国学联中分裂出来的一个黑人学生组织，共有5000多人，他们的口号是发展成一个全美大、中学生中的“革命青年无产者的群众性学生组织”，“以一切必要手段争取黑人解放”。代表团的负责人之一的歇莱尔·希尔属于这个组织的成员。
纽约马列主义学习集体。从美国进步劳工党分裂出来的组织，成员有80多人，共分4个小组，有黑人工人委员会、拉丁裔工人学习小组、工人学习小组和学生学习小组。代表团另一位负责人杰里·董，即华裔大学生董其昌，是这个组织学生小组的负责人。
第三世界妇女联盟。这个组织的前身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的一个黑人妇女小组，1968年成立，奋斗目标是“消灭压迫和剥削”、“重建社会主义”；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大男子主义”。这个“联盟”强调学习“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内的革命思想家的著作”。在这年的10月，“联盟”致函黄华，祝贺“中国在联合国的胜利”（加入联合国）。
种族团结党。美国墨西哥族等拉丁美洲裔人组织的民族主义党，1969年在德克萨斯州的克里斯特尔城成立后，就参加了当地的竞选，在克市和其它几个墨西哥居民居多的城市获得一些胜利。1971年11月，他们在科罗拉多州的普埃布洛城举行了全国会议，有400多名墨西哥和波多黎各人参加。
十月同盟（马列）。这是个比较成熟的……
正抄到这里，老桂来了，对我笑了一笑说：“这可是内部文件，不能抄。”我不好意思地合上了作记录的小本本，后面各组织的情况就没有记了。
老桂还告诉我们，这个团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他们到北京一下飞机就找毛主席的“五二○”声明的有关资料（当美国策动朗诺集团发动颠覆西哈努克的政变后，毛泽东主席于1970年5月20日发表了著名的声明，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全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美游行）。老桂特别讲了杰里·董，他是唯一的华裔大学生，到北京后表示愿意留在中国，但我国的态度是，希望他能回美国，在那里向广大华侨宣传社会主义的中国。
洋红卫兵造反的行动，只是跺脚吼歌喊口号
1971年12月30日下午，我们四个“工农兵大学生”跟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的同志到虹桥机场迎接美国进步大学生代表团。为首的是上海外事组一位姓谭的“核心”（名字记不清了），“核心”是职务，也是“文革“的产物，据说上海外事组没有明确谁是组长，只任命了几位“核心”，相当于组长的职务。
下午4时，一架苏制伊尔－18飞机降落在机场上，中联部以朱达成为首的几位干部先下飞机，他们是专门陪代表团来上海的。这个团是13男12女，不仅有白人、黑人，还有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菲律宾人和华裔学生。为首的歇莱尔·希尔是位比我这个1米78个子的人还高半个头的黑人女大学生，另一位“头”就是杰里·董，则是比我短半个头，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还会讲上海话。他们走下飞机后，中联部的同志向他们一一介绍了谭“核心”和上海外事组的同志，然后介绍了我们。他们一听我们是“工农兵”大学生，马上为之一振，露出欢快的笑容，和我们亲切握手，有的用刚刚学会的中国话对我们说“你好”。
在机场的休息室里，我想跟他们攀谈，但又不会英语，显得很尴尬，只好陪笑。倒是活跃的美国大学生打开了局面，代表“绿色贝雷帽退伍军人组织”、曾在越南打过仗、26岁的大学生鲁迪·施奈德主动搭上了话，他指着我的衣服问我：“你是解放军，还是过去的解放军？”因为我穿着新疆建设兵团制作的绿“军”棉衣。通过翻译，我告诉他，我在新疆建设兵团工作，他听了非常高兴：“我在美国就听说中国有这样一支部队。”他说完后，气氛变很热烈起来，有好几位大学生从提包里拿出中央首长和他们合影和分别握手的大照片来，都是黑白照片。有位拿着周恩来和他握手的大照片给我看时，带着笑容翘起大拇指，有的嘴里还发出得意的“哼”声，不知他们是在夸周恩来总理，还是为自己能和周总理握手而感到自豪。在交谈中，他们称我们为“Comrade”（同志），我们也称他们为同志，这也是事先经过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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