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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红八月”：红卫兵打杀教师
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做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
本文将报告1966年8月的暴力迫害，并做简略分析。文中事实来自笔者的调查采访。
一、从打老师开始
1966年6月1日晚，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从第二日起，北京的大学和中学停止了日常课程，用全部时间来“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干部及教师。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帮分子”“三反分子”等对他们作“口诛笔伐”，紧接着开始使用脏话咒骂。到6月中下旬，很多学校里出现了殴打校长和教员的情况。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数十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脸上抹黑墨、罚跪和扭打等等。两天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做出批示要求制止这种“乱斗”（不是说“不斗”）。后来他被指责为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的万人集会上宣布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自此，暴力殴打“阶级敌人”（当时称此为“武斗”）立即开始流行。
北京大学附中成为北京市最早对学校的领导干部和老师进行野蛮殴打的地方。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迫在操场上爬行。还有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记者照相以后，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当时刘美德怀孕已经很明显。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红卫兵还用塑料包裹的铁条打她和其他老师。她说，那种铁条打在身上，伤痕不明显，但是“疼得钻心”。
“武斗”普遍化的同时，“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兴起。8月1日，毛泽东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二者都是在6月2日出现的学生小组，都积极“批斗”原学校干部、教员，并集中攻击文革前的教育体制，大力鼓吹血统论。1966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之月，在全国各学校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被称为“革命小将”，在文革初期是暴力迫害的主要力量之一。
二、卞仲耘校长——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
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级领导人中，只有一名农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学只管总务的副校长没有被打。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伤。
在北京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时间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一名目击者说，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陈葆昆被迫害致死。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发出的中央［66］395号文件，撤销了刘少奇关于制止“乱斗”的310文件。这个文件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这等于是给红卫兵颁发了暴力许可证。
三、8
月18
日集会和暴力升级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红卫兵的盛大集会。普通红卫兵在广场上挥动小红书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下。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从照片上看，这些红卫兵领导人几乎全是高级干部子弟。大会向全国实况转播。在城楼上，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彭小蒙（毛泽东8月1日的信中提到她的名字）代表红卫兵讲话。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发表评论说“要武嘛”。会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经改名为“宋要武”。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把学校的名字改成了“红色要武中学”。
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大规模暴力行为的学校之一，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是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8月18日大会上的瞩目位置，其中包含的旨意十分清楚。8月18日大会前，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二人。8月18日会后，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急剧增长，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以致到了8月底，有上千北京和平居民被红卫兵打死了。
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这三所中学的领导干部。二十多人跪在舞台上。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温寒江，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他被打得浑身是血，昏厥过去。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头大如斗，面目全非。从那时候起，剧场和体育馆这些文化场所变成了召开暴力“斗争会”的野蛮血腥之地。
8月19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在和平门）红卫兵打死了教员张辅仁和张福臻。为了试验他们是否已经死亡，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又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该校当时有二百名教职员。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在大会上声称这是“杀二儆二百”。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后改名为159中学）的红卫兵从8月19日开始连续殴打和折磨校长沙坪。在学校西小院里，红卫兵用皮鞭和捆着带钉子的木棍等，拷打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学校中院，在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斗争会”上，在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殴打至死。“劳改队”中的十多名教师和干部也跪在沙坪旁边一起被“斗争”。红卫兵不断揪沙坪的头发令她抬起头来，她的头发被薅下来。散会后，中院地上有一堆头发；旁边还有一摊血迹，是校长熊易华的。她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或四块砖头，额头被打破。数学教师张梅岩（女）被抄家后服毒身亡。体育教员何世瑾（女）自杀。一位目击者说，她后来还看到打死沙坪的红卫兵（女生）在西城区委大院里挥舞铜头军用皮带打人。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在8月19日遭到“斗争”和毒打后被关在学校。她在20日早晨坠楼身亡。她被宣布是“自杀”，虽然没有遗书。她有三个孩子，当时8岁9岁11岁。她的大儿子说：妈妈一定是被推下楼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如果她自杀，她至少会给我们孩子写信留话。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女）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致残。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初一的班主任赵尊荣是22岁的姑娘，也被剃了“阴阳头”。
8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到该校化学教师唐婉森（女）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死。8月26日上午，红卫兵先把一批老教师剪了“阴阳头”，接着在操场上架起火来焚烧学校图书馆的大堆藏书。他们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广播喇叭里大叫“不许后退”，以致他们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长林瑾被红卫兵推到火堆上，整个手臂被烧伤，40年后伤痕犹在。该校图书馆员沈世敏（女）被剪了头发并在火堆边被烧伤，到医院被拒绝治疗，当晚在家中上吊自杀。数学教师杜兆南被指为“逃亡地主”遣返回乡，卧轨自杀。语文老师王景清跳楼。数学老师李泮请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校医霍岐服安眠药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服毒。这个学校有八人被害。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党支部书记；樊希曼（女），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校长高云被命令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
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女）在关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红卫兵还把她推到架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斗争”，然后把叠起来的桌子推翻，让陈沅芷摔下来。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打死了一名校工。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女）被关押在学校，饱受殴打和各种折磨。她死于1966年9月8日，时年36岁。
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喻瑞芬（女），一名生物教师，在教师办公室里被击倒在地并被毒打。接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她的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一桶沸水浇在她的身上。在楼门口的空地上她继续遭到殴打和折磨。两个小时后她死去了。打人者还不满足。他们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
在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李锦坡被打死。
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白纸坊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女）被打死。她恳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但是红卫兵继续用沾了水的麻绳和铜头皮带打她，把她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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