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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历史:长征是如何成为重大的精神财产的?

作者:高 华 来源:《羊城晚报》 发布时间:2011年01月20日 点击数: ( 字体: )

 
 
  分享按钮 【导读】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长征
 
早在上世纪30年代,长征就已中外闻名。苏联和共产国际知道它,宣传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书的广为流传,对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访莫斯科的毛泽东特别指示,对外发布任命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华社稿件,需标出张闻天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闻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犹如“英雄创世纪”。“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联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的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几个月,情况更加艰难。
 
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事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经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是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
 
二、徐梦秋这个人
 
说起《红军长征记》这部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就不能不说到它的总编辑徐梦秋。他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个“红色历史学家”,可是他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徐梦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锯掉,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众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四老”,也没有一个不是安全到达陕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吴玉章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没有参加长征)。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徐梦秋特别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苏联治腿。
 
徐梦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1937年,组织上安排李玉南和徐梦秋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组织上对其进行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作更大贡献”,才和徐梦秋结了婚,并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徐梦秋听闻苏联正在进行大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鸣”,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代厅长及新疆学院院长,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后苏联方面因其伤重,又将其送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全家辗转经哈萨克回国后滞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毛泽东指示要重点营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解放初,徐梦秋在重庆向政府自首,即被长期关押;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其子徐维陶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其父的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
 
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三、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迄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通常回忆录都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写作时因年代久远,事主对当年发生的事件等已记忆模糊。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主编徐梦秋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完整经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协助他编辑的成仿吾也是长征亲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术性方面,就是删除重复,文字精炼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这样的叙述和编辑方针,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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