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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历史:长征是如何成为重大的精神财产的?

作者:高 华 来源:《羊城晚报》 发布时间:2011年01月20日 点击数: ( 字体: )

 
 
六、长征叙述的转变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
 
以1981年问世的《彭德怀自述》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
 
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
 
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强渡湘江时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上世纪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也得到了平反。
 
上世纪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泽东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泽东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泽东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给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七、长征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
 
革命理想主义与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
 
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流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
 
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的发生。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成为重大精神资产。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
 
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解放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间,许多群众对王洪文不满,就是因为他没吃过苦,是坐“直升机”上去的。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是吃过苦的,和当时在国外的王明是不一样的。
 
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
 
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满,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而亡。
 
原一方面军干部郭潜,又名郭华伦、陈然,抗战期间曾担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领导职务,1942年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工,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为台湾国民党军情局副局长。
 
原红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蔡孝乾于1970年12月在台湾还出版了一本有关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经历的回忆录,剔除这本书中的国民党的“套话”,对红军长征的叙述还是较为客观的,许多资料也是取自于《红军长征记》。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因特殊情况,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一段关系。在长征中曾被红六军团在贵州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军长征队伍中走了18个月,以后被释放,回到他的出生地英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萧克将军在给其回忆录的中文本写的序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薄复礼对长征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有关长征的叙述。
 
《红军长征记》,如今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的书名,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已全部补上。
 
从这本珍贵的历史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年一群怀抱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所经历的既有希望和欢乐,也有悲伤和痛苦的战斗生活,在经过70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原点,从那儿去体会一个真实和感人的长征。
 
【作者简介】
 
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现代史、党史研究专家。1954年生于南京,文革期间曾做过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分享按钮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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