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何要推行导致中国走向贫弱的海禁？

 

 

在明代以前，中国历代王朝并未实行过海禁，特别是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据史学家考证，宋代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宋王朝疆域狭小，又兵额庞大，单靠农业税无法维持巨额财政支出，逼得宋朝政府将目光投到商业和海外贸易上，宋高宗就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因此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招徕外国海商的措施。到了元朝，统治者更是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和对外出口（在特定时期也曾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为时甚短），其市舶管理和征税制度愈加完备，再加上中外海商“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所以元代的海外贸易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海外贸易所带来的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成为元王朝的“军国之所资”。因为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中国的舰船制造技术也走在了世界前列。元末陈友谅攻击朱元璋部队占据的南昌城，陈的大船上下三层，高与城齐，每层都有走马棚，整船可载军士三千人，住在上下层的人互相听不见说话，这些真让人印象深刻。

 

回首这段历史，正如当代学者晁中辰所说：“如果宋元时期这种海外贸易的势头得以保持并发展下去的话，中国历史的面貌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样子。可惜的是，这种势头在明代发生了逆转，从而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实行海禁，对内易，对外难，为了安抚和笼络其他国家，于是又有了“朝贡贸易”，即允许其他国家以官方名义带一点商品过来，然后在中国换一点东西回去。来华的人员、时间、所带的商品品种和数量都有非常严格的限制，这其实已经不是什么贸易了，因为其本身全无经济意义，尤其从经济价值上分析，中国完全是“亏本买卖”，别人“朝贡”的东西值不了多少钱，而我们的“赏赐”却格外丰厚，这就是所谓的“厚往薄来”。用朱元璋的话说，那些不知礼仪的小国既然万里迢迢地来进贡，诚心表示倾慕，那么我们在赏赐的问题上就不要斤斤计较，“以示朝廷怀柔之意”。而到了洪武二十七年，晚年朱元璋以“海外诸夷多诈”为由，将这种没有商业价值、纯出政治目的的“朝贡贸易”叫停，只允许周边两三个小国照常“入贡”。对外交流的大门就此彻底关上了。

 

关起门来就安全了吗？朱元璋为什么要实行海禁？

 

主要有这样两种说法：防御倭寇的需要，加之后来发现宰相胡惟庸通倭，企图里应外合造反，所以决心禁海；“自恃中国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要外国商品”的自大心理。

 

关于第一种说法，当代历史学家们早已用史实雄辩地证明，“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其实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而商人之所以要冒险到运用武力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对抗，要害在于朝廷的海禁政策断送了他们的财源，也就是说，是海禁酿就了大规模的海盗集团，而并非海盗的肆虐催生了海禁政策。至于胡惟庸通倭云云，那只是朱元璋的欲加之罪罢了，说这是他实行海禁的原因更是荒唐，因为早在胡惟庸案发之前，朱元璋就已经在进行海禁了。

 

关于第二种说法，我疑心论者是对清朝皇帝对外交往过程的表现印象太深，因此在这里产生了错觉，以为朱元璋也是一个“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自大狂。

 

按我对史料的了解，以我个人的看法，与其说朱元璋在对外交往，尤其是与海洋国家打交道中，有一种自大的狂妄心理，毋宁说他多的倒是对海洋的深深恐惧。

 

朱元璋出身田野，后来一步登天，尽管他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其身份意识却还是牢不可破的；他的言行表明，虽然穿上了龙袍，可他仍然不过是一个“小农”，一个帝国深宫里的小农。

 

长久在内陆生活的人，初见浩翰的海洋，都会有一种眩晕感。而对一个企图控制他人的统治者来说，其心理就愈加微妙。海洋在他眼里，太不可测了，如果在此之前，他还对自己拥有的力量信心满满，现在他却陷入了迷茫。就朱元璋个人而言，还有一些现实的因素，在加深他这种沮丧的感觉。元末朱元璋削平群雄，濒海的一支力量—方国珍部虽然多数投降了他，但还有部分则扬帆海上，继续与他为敌。对陆地上的负隅顽抗者，朱元璋可以穷追猛打除恶务尽，可是面对海洋，他却只有望洋兴叹，海洋让他既恼怒又恐惧。在明朝之前，元朝大军远征日本，因突起的飓风几乎全军覆没，也使朱元璋印象深刻。所以，尽管日本国王曾经多次在外交文书中使用挑衅性语言，他还是一忍再忍，并作为祖训，一再告诫子孙不要对海外用兵。

 

海洋既然无法掌控，怎么办呢？朱元璋的办法是，一方面加强海防，另一方面关起门来，自顾自地经营原有的“一亩三分地”。在他眼里，只有这样，他的家天下才是安全的，他的臣民才是能够被他完全控制的。

 

对他这种寻求绝对安全的想法，今人当然不必进行无谓的道德批判。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朱元璋的海禁，究竟是有利于他王朝的安全还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