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期】康熙两保张伯行的玄机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正月前后，清廷的两次人事调动引人注目，首先是康熙四十八年年末，噶礼升任两江总督。之后不久，四十九年正月，张伯行就任江苏巡抚。清制，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噶礼是张伯行的顶头上司。

 

噶礼是满洲正红旗人，办事干练，很有能力，官方对他的评价是“勤敏能治事”。在担任两江总督重任前，他的职位是山西巡抚，时人评价他“纵吏虐民，抚山西数年，山西民不能堪”，可谓声名狼藉。然而康熙对他却是爱护有加，不仅对参劾噶礼的奏折不予理睬，反而把他上调到两江总督的重任上。

 

张伯行，河南仪封（今兰考）人，是康熙朝有名的大清官，曾经被康熙皇帝赞誉为“天下清官第一”，并赐他“廉惠宣猷”的匾额,以示鼓励。

 

一个是贪婪恣横的总督，一个是廉洁自守的巡抚，两人的为政之道水火不容：噶礼继续做贪官，只不过舞台更大，油水更多了；而张伯行上任不久，就制定颁布了著名的《严禁馈送檄》：“一丝一毫，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张伯行委任另一个著名清官、苏州知府陈鹏年掌管江苏藩库，噶礼担心他与张伯行一心，对自己不利，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想除掉陈鹏年。康熙四十八年，噶礼以莫须有的“虎邱诗案”将陈鹏年参奏，将他拘禁在镇江城隍庙中三年，欲置其于死地。张伯行多方申辩、鼎力保举，才使其幸免于难。在江苏，张伯行把噶礼线下的许多人革职，使噶礼大为不悦。如此种种，督、抚抵牾日深。而此后发生的名动一时的“辛卯科场案”，更使二人矛盾激化，督、抚互参，轰动一时。

 

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年）江南乡试，上榜的新举人大多是平时不学无术的扬州富商子弟，真正寒窗苦读的能文之士却纷纷落榜。苏州人文荟萃，学风淳厚，中举者向来很多，此次居然只有13人上榜。发榜后，苏州士人对此次录取结果愤愤不平，近千士子齐集苏州，抬着财神像进入文庙进行示威抗议，这就是著名的“辛卯科场案”。

 

科场舞弊，清廷向来十分重视。康熙帝深感兹事体大，派钦差大臣张鹏翮等会同张伯行与噶礼会审。应该说，事情发展到此，充其量也仅仅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科场舞弊案，然而不久，张伯行的一纸奏疏却使事态变得极为复杂。

 

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张伯行上疏朝廷，大意是说：“乡试以前，就风闻总督与考官贿卖举人，事发后又风闻总督勒银50万两做封口费。在审讯舞弊案件时，每当犯人供出行贿情形，总督噶礼就会震怒阻止。”最后，张伯行请求解除噶礼的职务，交有关部门严肃审理。噶礼也针锋相对，上疏参奏张伯行七条大罪，说他诬陷良民、包庇好友、办事不力等。

 

两封奏疏同时到达，康熙凭印象对二人作了如此评价：“噶礼有办事之才，用心缉拿贼盗，然其操守则不可保。张伯行为人老成，操守廉洁，然盗劫伊衙门附近人家尚不能查挐。”认为张伯行参噶礼受贿50万两“未必全实，亦未必全虚”，而噶礼参张伯行的“七大罪”“亦必有两三款是实”，于是命二人都解职，听候钦差审理。

 

钦差张鹏翮查案的细节波澜不惊，无需多说，倒是有一则文人笔记值得玩味。据《清稗类钞》记载，在钦差眼皮底下，噶礼、张伯行两位封疆大吏竟然不顾身份，赤膊上阵：“清恪（张伯行谥）与噶对簿毕，出门，以相争而相殴，噶躯雄壮，清恪亦魁梧，噶不能胜，为清恪所踢，踣于地而滚。”两人你一拳我一脚，打得好不热闹。这则故事除了证明张伯行打架比较厉害外，更说明了两人互相憎恨已到何种程度。

 

打架归打架，案子还得查下去。钦差张鹏翮的审案结果很快就上报给了康熙，他认为，所谓噶礼暗中受贿50万两属于诬告，张伯行应撤职；噶礼参奏张伯行办事不力是实，其余事件则有苛刻之处，应降级留任。康熙责备张鹏翮等为噶礼掩饰，又派出第二批钦差大臣审理，历时两个多月，审查完毕后重惩了科场舞弊的相关人员。对于督、抚互参案，审理结果与前面钦差却并没有大的差异，张伯行陷入了困境。

 

客观地说，噶礼所参张伯行“七大罪”中固然有捏造之处，但是其拟定的第七条大罪—“命盗案件，苏、松最繁，伯行专以卖书、著书为事，性多猜忌，心更糊涂，混行翻驳，不能清理，滥收词状，拖累株连”，确实是抓住了张伯行的软肋。张伯行所辖江苏省内，盗贼出没，案件堆积如山。在政务处理上，张伯行的表现确实是有些无能。而反观张伯行参奏噶礼参与科场舞弊案，却仅仅是风闻，并无实据。应该说，按照钦差审理的结果处理此事也能说得过去，然而康熙却有自己的考虑。他明确表示：“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知之，允称廉吏。但才不如守，果系无能。噶礼虽才具有余，办事敏练，而性喜生事，并未闻有清正之名……且噶礼屡次具折参张伯行，朕以张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断不可参。”又说：“张伯行居官清廉，人所共知……但才具略短耳。噶礼办事历练，至其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最后裁决结果：张伯行留任，噶礼革职。

 

这是康熙对清官张伯行的第一次“保全”。

 

从案件的审理过程看，张伯行始终处于劣势，但最后康熙却把钦差的审案结果推到一边，仅凭个人感受断案，对张伯行的偏袒显露无疑。

 

可以看到，康熙对张伯行的偏护并非建立在互参案本身的是非曲直上，他的目的仅仅在于保全清官。康熙对此案的真实态度是：张伯行虽然才不如守，但毕竟是自己钦点的“天下清官第一”，“廉惠宣猷”的匾额还在那挂着，处理了张伯行，自己的面子往哪儿搁？以后清官还怎么当？噶礼就不同了，他是人所共知的大贪官，革他的职是人心所向。若按照钦差的审理结果处理，于法相合，却于情理不合，势必会打击清官的积极性。这就是康熙在此案中打的小九九。

 

二

 

如果说在督、抚互参案中张伯行的对立面是清代有名的大贪官噶礼，可谓正义在胸，那么在接下来的参奏海贼案中，他的表现就并非无可指摘了。

 

康熙五十三年五月，江苏省上海县，百姓顾协一起诉一个叫张令涛的人占据他的房屋，并声称张令涛现在藏匿在江苏布政使牟钦元的官署中。这本来是一个很小的案子，但是巡抚张伯行却非常重视，因为此案中涉及的张令涛是一个与张伯行有莫大关联的人物。前文所述噶礼拟定的张伯行七大罪状中，第一条就是说张伯行因阻挠噶礼出洋不成而迁罪于船埠张元隆，诬陷其通贼，后致其死于狱中。而张令涛不仅是张元隆的弟弟，还是张伯行的老冤家—噶礼的幕宾。

 

很快，张伯行就上折弹奏布政使牟钦元藏匿海贼张令涛，声称自己多次向牟钦元索要而不得，而且牟钦元还要烧他的衙门，想要刺杀他，请求朝廷将其革职追查。东南沿海海贼为患，是一个令朝廷很头疼的问题，康熙对张伯行的奏折自然也非常重视。因此，他先后命赫寿、张鹏翮等调查此案。与此同时，康熙在江南的秘密通讯系统—密折也发挥了作用。

 

张伯行参奏牟钦元的奏章上达不久，康熙就听说张因为怕人杀他，以至于日夜不安，于是密令苏州织造李煦打听。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李煦向康熙密奏张伯行“一怕海贼杀他，二怕仇人杀他”，召集了很多棍棒之徒，环聚于官署，日夜防备，并指出其多疑多惧，反常颠倒的举止。同一天，漕运总督郎廷极也奉旨回奏，指出张伯行“才性短偏，多疑苛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导致事件多迟滞不能完结，小事也辗转成为疑案。康熙批曰：“原是这样，一点儿不错。”

 

很显然，对于张伯行的这些评价康熙并不是第一次听说，而在此次事件中康熙对张伯行的“才不如守”“多疑多惧”的评价也完全定型，并在较私密的场合多次对亲近大臣表达过，这在记载康熙每日言行的《康熙起居注》中并不乏见：

 

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云：“张伯行操守虽好，而办事多糊涂执拗之处。”

 

五十四年二月初一云：“朕看张伯行尚未心服，伊操守虽清，总因不能办事，衙门案件堆积，连年未结，以致拖累多人……纵不爱钱，于地方何益？”

 

五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云：“张伯行操守清廉，实为可惜。但素性偏执，且短于才，封疆之寄不能胜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