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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其实很软弱——柬埔寨大屠杀的历史警示
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纪念馆藏：被发掘的牺牲者头骨
1
、国家和社会集团既可能促进人类福祉，也可能成为灾难之源。
20世纪是最美好的世纪，在这100年中，人类的社会组织（政府和社会集团）越来越科学严密，人类在技术与物质上取得的进步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但与此同时20世纪也是最血腥的世纪，国家政府和社会集团导致的人类灾难持续不断发生——我看到一份材料，单是本世纪爆发的130场战争，就有1.3亿人丧失了生命，超过了1900年以前历次战争死亡人数总和，如果再加上个别国家发生的政治清洗、武力镇压、种族屠杀和由于政府失职导致的天灾人祸，死亡人数还要大许多。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问题：以促进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名义组建的国家政府和形形色色的社会集团，为什么要拿起屠刀杀人？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部分特殊人群充满了兽性？现代文明对人类究竟意味进步还是意味倒退？我们会不会顷刻间丧失安全，同样遭受被屠戮的命运？有没有什么办法阻止国家和社会集团蜕变成为杀人机器？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有必要到历史深处走一走。
2
、人民被“驱赶”
有一些时间节点，所处位置不同，意义却极为相似，譬如俄国的1917年10月7日、中国的1911年10月10日和1949年10月1日、柬埔寨的1975年4月17日，就是这样的日子。俄国那个日子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中国的两个日子，前者意味着结束两千多年帝制创建中华民国，后者意味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失败，共产党执掌了政权；柬埔寨的日子则意味着美国扶植的郎诺军事集团被推翻，红色高棉（柬埔寨共产党）获得了掌管柬埔寨命运的权力。它们共通的意义，用简单一句话说，就是国家权力发生了重大改变，或者说发生了更迭，新的统治者替代了旧的统治者。
政权更迭在人类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并不值得说道，真正值得说的是政权更迭以后发生的事情，即掌握国家权力的新统治者以何种方式统治人民？这里大有文章。
就像当初中国选择向苏联“一边倒”一样，红色高棉倒向了中国，然而这种“倒向”不是发生在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之后，而是在此之前，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的军事装备和意识形态支持，红色高棉不可能战胜郎诺军事集团，也不可能做后来做的事情。有资料显示，红色高棉首领波尔布特早在1965年就与北京建立了联系，以后更是来往频繁。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显然对波尔布特构成了直接激励。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人都知道，当时已经有了“毛泽东主义”的概念，并且在世界范围内鼓舞了许多狂热的年轻人，1967年前后，巴黎学生就是打着“毛泽东主义”的旗号发起反叛运动的，在东京也有类似的激进组织在“造反”。在这种氛围中，波尔布特热血沸腾，渴望在柬埔寨开展一场“真正意义上社会革命”，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随着柬埔寨首都金边落入红色高棉之手，波尔布特获得了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造的条件，进入金边第三天就做出了完全彻底解构城市社会，把城市居民全部驱赶到农村过共产主义生活的决定，它的外在表现就是全副武装的红色高棉战士挨家挨户驱赶人群，宣称美国大兵马上就要轰炸城市，全城男女老少必须全部撤离到指定区域。
有必要指出，“驱赶”不是我们熟悉的政治动员。尽管政治动员也具有胁迫的性质，比如当年由于执政集团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无力安排全国数千万中学生就业，便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由全部驱赶到农村插队落户，就是一种没有个人选择的大规模社会移动，然而这种社会移动与在柬埔寨发生的血腥武力威逼相比，毕竟温柔了许多。
如果你不愿意去插队，派驻到学校的“工宣队”、“军宣队”会通过你父母亲的单位给他们施压，首先在政治上歧视，继而停发工资，直到你“自愿”了为止，不会有解放军战士用步枪瞄准你和你的家人。但是，红色高棉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以及其它城市采取的是一种极端暴力的方式，那不是“动员”，而是驱赶，是暴力胁迫，毫无准备的市民稍有迟疑就会遭到枪击！真是难以想象，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柬埔寨的每一座城市的每一条街巷都有枪声，每一条街巷的每一座住宅都在流血。
人们就像柔弱的羔羊，被恶狼驱赶着撕咬着，有的家庭因只因为等候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集体遭到枪杀；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因为延误了撤离的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在这种血腥残暴的驱赶中，没有人敢于起来反抗，反抗就意味着死亡，这种场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被驱赶到集中营的情景。拥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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