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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其实很软弱——柬埔寨大屠杀的历史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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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大屠杀”
被迫离开城市的人要经过长途跋涉才能够到达指定的地方，一路上历尽艰难，没有食品，更没有饮用水，很多人耐受不住劳累和饥饿倒毙在路旁，被饿死的婴儿被丢弃在稻田里，不知道有多少人把生命丢弃在了这条死亡之路上。
狂热的红色高棉一夜之间就用国家暴力摧毁了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建构了一个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无正规学校、无邮政电信、无公共交通、无医院、无宗教、无法律法规、无广播电视、无出版物、无私有财产，甚至没有家庭的乌托邦社会，柬埔寨一下子进入到了奴隶制时代，人民成为了国家的奴隶。
我在这里使用“乌托邦社会”这个词，源于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专制主义社会的描述，它并没有从最本质意义上反映红色高棉控制下的柬埔寨社会的状态，显得太温柔了。实际上，红色高棉之类的邪恶政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民主和反自由，而是躲藏在国家主权后面的彻头彻尾的反人类犯罪团伙，他们借助暴力手段构筑的是国家集中营，人民全部是集中营里的囚犯，这也是世界上所有极权主义政权的本质特征。
红色高棉要把所有城里人全部改造成为农民，这种身份转换的方式，除了被迁徙到农村之外，还有就是进行身份核实，重新进行登记（在这件事中，可以看到当时正在中国盛行的“出身论”的直接影响），凡是做过业主或老板的人，都会被作为剥削阶级打入另册，曾经为朗诺政权工作过的人更是被视为敌人，这些人作为阶级异己分子随时都可能被肉体消灭。
红色高棉在全国建立了很多“农村合作社”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无论当地农民还是城里来的“新生者”，除了保留睡觉的铺盖外，所有私人财物全部充公。人们被迫安身在四面漏风的吊脚楼里，从事着所谓共产主义的集体生产和生活，中国大跃进期间的“吃食堂”现象在这里重新复活，每人配备碗筷，一天只吃两餐。劳改营式的集体劳作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人们吃到嘴里的粮食也就越来越少，根本无法延续生命，人们开始四处寻找野菜、草根、树皮来充饥，蚱蜢、蟋蟀都成了美味，人人形销骨立，衰如槁草。每天都有人饿死，活着的人连掩埋他们的气力都没有，尸体上爬满蛆虫，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据美国的柬埔寨问题专家调查统计，在红色高棉统治的4年时间里，单是死于营养不良、劳累和疾病的，就达到100多万人。
红色高棉对人的控制和干预无所不在，即使已婚夫妇也有可能被分开编组，奥威尔反极权主义小说《1984》幻想的情节在这里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什么时候过夫妻生活也由红色高棉控制，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不过是一种动物性的交媾，并没有人的意义。到了规定的“交媾”的时间必须“交媾”，并且必须开着门窗，以便于被监视者看到，否则就会受到惩罚。由于白天持续劳作，有的夫妻实在没有兴趣也没有体力亲热，为了避免被惩罚，只好在床上佯装“交媾”的动作，女人还要发出叫床的声音。
所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都把“肃反”（即清除权力斗争中的政治异己分子）作为革命的重要内容，红色高棉也是一样。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期间统共进行了4次政治肃反和9次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处死了无数干部。以柬埔寨总参谋部为例：在一次大清洗中，除了总参谋长宋成幸存下来以外，所有人员统统都被杀掉了，即使是宋成，最后也被波尔布特派出的卫兵杀害了，他的9个子女与他一道被杀害。经历过一系列肃反和清洗，柬埔寨共产党中央高层领导干部几乎被处决殆尽，包括内政部长、经济与财贸部长、农业部长、公共工程部长、情报部长、贸易工业和橡胶种植业部长、国务委员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乃至柬共主要的两位创始人、波尔布特的亲密战友符宁和胡荣在内，都没有逃脱被肉体消灭的命运。
针对普通民众，红色高棉直接移植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施行过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做法，不同的是手段更加野蛮和血腥，不仅是所谓的“异己分子”，就是任何对红色高棉的倒行逆施稍微表达不满的人，都会遭到屠杀，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为了节省子弹，他们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被屠杀的妇女大多数都遭到过红色高棉战士的强奸，这些妇女被蹂躏以后，再给她们蒙上双眼，就地用木棍活活敲死。对儿童的屠杀更是令人发指，红色高棉战士倒拎着双脚，抡起来砸到树干上，孩子的脑浆顿时迸裂。红色高棉政权被推翻以后，参观者竟然还能看到树干上嵌着孩子的牙齿……毫不夸张地说，红色高棉每一天每一刻都在杀人，在不到4年时间里，总共大约有200多万柬埔寨人遭到屠杀。就连中国人民熟知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也未能幸免，有18个亲人（1个儿子、2个女儿、2个女婿、13个孙子）被杀害，亲王夫妇也遭到软禁，如果不是中国方面关注，他同样会成为波尔布特屠刀下的怨鬼。
“柬埔寨大屠杀”被列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犹太人大屠杀”同等的特大人类灾难和反人类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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