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

 

 

 

　　今天中国内外的学者都同意，1958年—1961年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有如此惨烈，人类有记载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而且这是在很好年成发生的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有学者指出，故意搞破坏都不可能造成如此悲惨的结局。中国内外的学者今天都同意，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

 

　　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卷，P 272），中国学者金辉（1993）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的结果是“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海外学者丁抒（1996，P 7）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为三千万的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在三千三百万。

 

　　三年大饥荒是集权专制制度可造成的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於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成为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对反右派运动的详尽记载见丁抒（1993），对反右倾运动的记载见丁抒（1996，P 37—P 86），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的文献记载见Teiwes,（1962，P 85—P 88）。这些运动后，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迫作出的浮夸和虚报，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政治迫害，最后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

 

　　按张欣和文贯中以及丁抒的文献记载，饥荒首先由大炼钢铁始。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钢铁生产能力只有599万吨的条件下，要求生产1199万吨钢。由於钢铁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产量，他开始号召全民炼钢铁，因此在大好年成把农民壮劳力弄去做土高炉，将农民的铁炊具炼成废铁，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林木被毁掉。加上毛泽东亲自制定农作方法（农业八字宪法），强迫农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庄稼空壳，秋天颗粒无收。接著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将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农村经济。

 

　　共产党高干在他的鼓动下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消灭家庭，实现军事化，男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农民的房屋，以便集中居住。湖南宁乡县拆毁五分之一的民房（丁抒，P 47）。所有社员的私有财产全部充公，因而不少农民赶在公社化前杀猪，砍树。由於各级干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虚报浮夸产量，毛泽东以为粮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粮（实物农业税）。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反右倾运动。据邓小平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报告，反右倾运动实际上影响到一千万人，其中三百几十万是被重点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党员，还有更多被划为漏网右派，地富反坏分子（丁抒，P 220—P 221）。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各级干部强迫下级高报产量，不报不散会（丁抒，P 222）。例如河北张北县，1958年粮食产量被近4倍地虚夸和扩大，使国家徵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徵购数几乎相当，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土豆（《中共党史资料》,第99集，P74—P 76）。如贵州实产70亿斤粮，省委上报的却是150亿斤，安徽凤阳县1959年粮食产量是1.54亿斤，县委宣布是4.05亿斤。广西上村县委将实际产量1.44亿斤夸大为2.57亿斤（丁抒，P 222）根据这些虚报的产量，毛泽东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减少1959年春播面积九千万亩（丁抒，P 222）。同时在9月上海会议，中共决定增加二百亿斤徵购（丁抒，P 223）。由於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年的口粮在二三个月内吃完，加上减收，徵购增加，1959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

 

　　《中国人口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年—1961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净减人口达621万人（四年）；安徽省1959年—1961年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三年，下同）；河南省总人口净减238万人；山东省总人口净减234万人；湖南省总人口净减183万人；广西自治区总人口净减约100万人，等等。

 

　　从这些单纯的数字里可以看出，四川是灾难最重的省份，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最高。

 

　　数字之外，当年到底是怎样一种饥饿的光景呢？

 

　　四川梓撞县的罗明泉说：“大人挨饿比孩子严重，我们大队饿死的大多是中壮年。那时候搞‘三面红旗’，大人们都上山铲山头去了，庄稼广种薄收，没有肥料，往地里撒上种子就不管了，老的老，小的小，村子里得病的得病，庄稼熟了也没有人收。我的大爷营养不良得了病，没治疗，后来死了，我的大妈从食堂里偷东西吃，被发现遭到毒打，她一气就上吊死了。我父母就我一个孩子，父亲是教师，日子稍微好点，后来我奶奶也死了，没有上报，她的户口就一直没有注销，这样就多领了一份口粮。孩子多的人家就苦了，干脆自己到食堂抢东西吃。我知道我们全队中壮年死了大约有一半，有几百人，死的人里搬迁户最多，他们是从三台和撞川迁过来，饿的时候想逃回去。但那时候不许迁徙，就是不许外逃，那些人在半路上被抓回来，毒打后不让他们吃饱，还得去干活，他们跑也跑不掉，吃也吃不饱，这样弄死的人最多。”

 

　　三年大饥荒，安徽省的死亡总人数仅次于四川。安徽凤阳是该省的死亡大县，也正是这个县，曾在1958年9月大放“卫星”，太阳升社主任张士俊，信誓旦旦提出要与定远县八一社计划亩产130万斤（烟叶田）的卫星田比高低。

 

　　回首当年的四川，同样是“大跃进”轰轰烈烈的省份之一。四川的赖思强生于1942年，“闹饥荒”时17岁，在四川省南部县盘龙镇的农村长大，21岁离家参军，退伍转业就职于国家事业单位，现居四川省南充市。退休的赖先生喜欢摆“龙门阵”，他的“开场白”就是刘少奇1964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做报告时总结的那句著名的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赖先生说：从1959年到1962年，说实在的，我倒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天灾，反正我感觉天灾并不是太明显，有灾那就是一点旱灾吧，回头想想，当时主要是政策的因素。当年的一些政策术语，我到现在还清晰记得。1958年的“三面红旗”就分别是：“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特别是当时的“公共食堂”，号称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没人敢对此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