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百家讲坛官方网站>> 史海钩沉>>正文内容
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 >> 阅读

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

点击数: 【字体: 收藏打印文章查看评论

 

 
赖思强记忆清楚,侃侃而谈:我所在的大队,更是被上级列为试点,推行“居住集中化”,完全是兵营式的。所谓兵营式,就是改变以往自然村那种散居状态,而是让社员在一个山坳里集中盖房居住,集中就餐、出工、居住,这样做的好处,确实便于管理社员。后来组织了一个所谓“检查队”,专门负责监督、查处私开“小灶”的现象,一旦发现哪家私开家庭伙食,家中的瓦罐器皿通通会被砸掉,至于铁锅之类的,早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就被强行收走了。当时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通通归公家统一调配供给,私开伙食,就有偷窃的嫌疑,所以那是不允许的。
 
另一方面,当时地方上盛行浮夸风,虚报产量,上级看到虚报,自然是按虚报的数字和比例征购粮食,留给社员们自己吃的,自然少得可怜。赖思强说:“在当时,饿死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死者包括我身边的亲人邻里。长期的饥饿,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我的大伯娘(赖王氏)和堂兄(赖思孝)母子饿得‘三肿三消’,最后仍然痛苦地死去。我的父亲(赖祟玉)同样也是因为饥饿,导致水肿过世。当时民间流传一句俗语‘三肿三消,锄头铁锹’,意思就是说某人一旦‘三肿三消’,基本上就没救了,亲人们就可以拿上锄头铁锹,送他上山安葬了。“那个年月,就是眼睁睁看着亲人饿死也无能为力。家中更小的弟弟妹妹们,饿得整天无精打采地呆坐在院坝里晒太阳,一动不动,只要听到食堂开饭的钟声,就都猛地跳起来蹿向食堂。”“那时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观音土’,实际就是地里的一种白色粘土。很多人为一时充饥,不顾后果吃下这种白泥,堵塞了消化道,无法大便,不少人因此被活活憋死。当时我们家属于南部县盘龙人民公社十五大队,以我所在的大队为例,1958年统计共有625人,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消以后统计为421人,减少约200人,其中死亡约150人,其余的人,基本都逃往新疆去找饭吃了。”
 
  赖思强熬过了那段饥饿的日子,可能是因为年轻,他说:“1958年我16岁,身高1米6,体重90来斤,到了1961年,剩下60斤。我的二弟,水肿病一消就只剩下皮包骨。当时每人每天配给口粮只有2两5钱,一家人从公共食堂舀一大桶有少许米粒的清水汤回家喝下,家中的长辈都是尽量让自己的孩子们多吃点,可以说,父母是牺牲自己来保全我们的性命的。到1961年底,情况就有所改观了,等到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就撤消了公共食堂,允许农民耕种一定面积的自留地,允许自由市场交易,情况也就逐渐好转起来。以前偷吃过东西的人,在七千人大会之后被纠正为‘拿摸’,不定为‘盗窃罪’,也不予追究了。”
 
  地处西北的青海省死了多少人,没有具体的数字。1960年,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向总书记邓小平要求派年仅43岁的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任第二书记兼省长。“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惶水之滨走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肃杀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1985年2月12日《人民日报》)
 
  湖南全省的饥荒状况不难想象,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姐姐的儿子,就是饿死的。刘少奇主席在1961年4月曾回湖南宁乡老家做调查,当地干部在被饥民剥掉树皮的树干上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掩盖实情。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60年一度下放到毛泽东的老家湘潭兼职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冬天回京,为了是否将饿死人的实情报告给毛泽东而踌躇了一整夜。
 
  连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黑龙江望奎县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人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
 
  三年大饥荒前夜,中国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1958年,全国各地“高产卫星”不断升空,老百姓们以为“共产主义天堂’,已经近在咫尺,转眼之间,孰料中国百姓面对的竟然是噩梦一场。
 
  附:三年大饥荒的数字之谜
 
  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因为极左路线的干扰,困难时期,我们没有做过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正如新华社高级记者、原《农业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先生所说,当时连“饿死人”这样的说法都不让提,怎么可能去统计死亡数字呢……于是,后来的学者专家们,均是根据1953年、1964年和1982年仅有的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加上其他参考数据进行推算。
 
  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
 
  西安交大蒋正华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与李南先生共同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人口普查的报告数据,及1981年人口寿命表,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据此,再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再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非正常死亡人数。他们经研究、推算认为: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但党史专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有载,"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书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
 
  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所著的《生存与发展》一书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先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然后拿1956和1957以及1962年—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年—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按“金氏公式”—出生人口一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那么三年之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
 
  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煌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口是2158万人。
 
  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先生,在《1959年—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人口死亡和成因》中,采用了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行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年—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曹先生的计算结果表明,1959年—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
 
  2005年9月,中国民政局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数字“我们不掌握”,由此看来,中国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问题,恐怕要交给历史学家们了。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共2页 您在第2页 首页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尾页 跳转到页 本页共有4296个字符
作者:杨小凯 来源:法律博客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