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家族为何能在清亡后全身而退？

 

爱新觉罗家族观看演出　右起：溥仪、载涛、溥杰、嵯峨浩、嫮生、李淑贤。

 

 

 

核心提示：1906年—1911年六年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1909～1911年的三年宣统新政，只要我们不持偏见，就能发现：如果不是载沣的柔软身段，宪政改革将不可能达到如此深度和广度；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即使只是表面上的）将不可能以如此微小的代价得以建立；被革命者当作异族政权的清王朝将不可能获得如此宁静的“安乐死”；同样，被革命者当作“鞑虏”要予以驱除的爱新觉罗家族，将更不可能赢得“软着陆”的善终奇遇。

 

紫禁城的鸡叫

 

　　爱新觉罗家是幸运的，当自家的男人萎靡凋亡时，那个被他们剿灭的叶赫部落的女人，却在一个“女人被当做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顶起了大半边的天空。

 

　　1909年，大清国终于听到了久违的雄鸡报晓声。

 

　　一个叶赫那拉（慈禧太后）走了，另一个叶赫那拉（隆裕太后）来了，新的牝鸡继续司晨，但毕竟还有个摄政王，属于“叔嫂共和”，公鸡算是回到了久违的岗位上。

 

　　鸡公、鸡婆一起报晓，尽管有点怪异，却成为大清国末世的一大基本国情。“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这对可怜的母鸡来说实在太苛责了。她要在下蛋、孵蛋的本职外，还挑起本不是她做的报晓任务，既当妈又当爹，却因此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任劳之外还得任怨，似乎家国的所有不幸都源于她的越位，而非公鸡的缺位或无能。

 

　　其实，但凡有点姿色的“牝鸡”，往往被历史当作推卸责任的借口，所谓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男人们倒成了受害者。五代十国时的川妹子花蕊夫人对这样的混账逻辑很是愤然，留下一首麻辣诗篇：“君王城头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骂尽天下儿郎，痛快淋漓！

 

　　大清国两代叶赫那拉太后垂帘听政都受苛责：慈禧精干，被责专擅；隆裕无能，又被责窝囊。这仿佛说，她们如果中庸一些，大清就不至于倾覆。江山社稷都承载到了女人的肩膀上，似乎也忒脆弱了点，一国的大老爷们似乎也只留下些指责女人的勇气了。

 

　　如果海选历史上的女性反面人物，慈禧太后应该是能进入前三甲的，甚至超过武则天。有关她的私生活不堪入目的八卦都被当作了信史，其实不少是中外抹黑宣传家们的创作，将武则天的小说故事安到了慈禧身上。而在政绩方面，慈禧太后与则天女皇无法相提并论。大清国但凡内政外交的失败，多被归咎到这个深宫里的寡妇身上，仿佛只要她不是那么昏庸、残暴、愚昧，大清国就还一定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样的逻辑是荒谬的。且不说一个能从“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无病呻吟中就能看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王朝怎么可能容忍一个淫乱、腐败的女人母仪天下、继而葬送帝国，即使慈禧太后果真如此五毒俱全，那些自以为是忠臣孝子的人又都做了些什么呢？

 

　　中国的政治运动最为娴熟的手腕之一，就是创造一个妖魔，以便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大多数人就可以安心地以为自己是好人了，可以轻装跑步进入灿烂的新时代。更何况，将前朝的一切妖魔化，不仅有利于完善自己的合法性，更有利于建立自己的伟大形象。武则天与慈禧太后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的孙子更争气，整出了一个开元盛世的好局面，连带着那颇有争议的奶奶也大为争光；而慈禧的孙子却把江山“一会儿就完了”（溥仪登基大典上载沣哄儿子时急不择言的话，被当作亡国的征兆），自身尚且不保，老奶奶的历史评价就更顾不上了，最后连老奶奶的坟墓和遗体都被蹂躏和侮辱。

 

　　针对慈禧太后形象的大规模妖魔化运动，是在戊戌政变之后流亡海外的康梁们挑起来的。历史考证已经发现，康圣人有关自己在改革中的地位是经过注水和拔高的。在真正的改革主导者们（所谓“军机四卿”，均被拉到菜市口砍头）死无对证，官方又对内情讳莫如深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康有为将自己成功地塑造成皇帝的忠诚战士和改革的第一旗手。光绪皇帝被无限神化的同时，慈禧太后也被无限妖魔化，营造出以帝后为代表的两条政治路线斗争。康梁将武则天的野史安到慈禧身上，塑造了一个“政治上反动、生活上淫荡”的妖后，迎合了西方大众无论在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对中国的简单想象。

 

　　西方的耳目已经闭塞了。日本从甲午战争中获得的巨额红利令整个世界艳羡。英、法、德、意等国纷纷改变了自己的中国政策，将老资格、温和的“中国通”们调离驻北京公使的岗位，换上了清一色的非洲事务专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地图上用直尺瓜分土地。大清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在评价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原驻开罗总领事窦纳乐时，就感慨道，“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其工作方法就是基于对付非洲黑人的经验”，这将破坏“我们多年来将中国人视为有文化和文明的民族的努力”。

 

　　当时最著名的驻华新闻记者，如《泰晤士报》的莫里循、濮兰德等，甚至根本就不熟悉中文，而主要依仗品德上大有问题的英国人巴克斯提供扭曲的报道。莫里循本人所保留的一大批日记（现多收藏于澳大利亚悉尼），与其报道的内容完全不同。而濮兰德与巴克斯合作出版的畅销书《慈禧外传》（直译为“太后治下的中国”）及《清室外记》（直译为“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几乎完全基于想象与伪造，却被海内外史学界一致当作信史引用了数十年。巴克斯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他和慈禧太后之间奇异的性交往，居然都没有引起史学界的任何怀疑。

 

　　被史学界普遍接受了的一个荒唐故事，是所谓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母子对立。太后毕竟不是女皇，可以随时撤换太子；太后的权力是儿子做皇帝派生出来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充满猫腻的戊戌政变中，至今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慈禧太后是反改革的。改革是利益的大调整，但正如八年后大清决定推进宪政改革前所分析的——改革利国、利君、利民，就是不利于官——这就需要相当的技巧和策略。甲午战争后积累起来的改革共识，被冒进的维新派们轻率地挥霍滥用，变法成为操切的大跃进，令最需要支持者的改革事业到处无谓树敌，成为孤家寡人。既得利益者的反弹力度之大，甚至威胁到了皇位。太后出面喊停，实际上是母子分工、红脸白脸，将随时能爆炸的局面缓和下来。而六君子便如当年的商鞅，借其脑袋当刹车使了。戊戌政变后，除了政治体制改革被喊停外，其他的改革措施基本都得到了继续推行。无论历时30年的洋务运动，还是此后更为深刻的宪政改革，慈禧太后都是以舵手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是难以用“被迫”、“伪装”等词汇进行解释的。

 

　　只要我们不带偏见，就能发现：如果没有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决策层的明断和远见，清王朝就不可能从咸丰年那样深度的内忧外患中恢复过来，就不可能驾驭那些文武全才、个个堪为人杰的曾、左、李等能臣，就不可能有“同光中兴”，就不可能在甲午战争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局面中继续挺过17年的艰难岁月。

 

　　爱新觉罗家是幸运的，当自家的男人萎靡凋亡时，那个被他们剿灭的叶赫部落的女人，却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顶起了大半边的天空。那无法考证的叶赫部咒语自然是无稽之谈：自同治开始，爱新觉罗家的皇帝都流淌着叶赫家的血液，早已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了。

 

　　不管公鸡母鸡，能司晨的都是好鸡。问题是，大清国实在是睡得太久、太沉了，到了非风雨雷电无法唤醒的地步。鸡公鸡婆那微弱的报晓声，只是令大清国的拂晓更显得昏暗苍白，如同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