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八旗子弟何时被解除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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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实际上共有二十四旗，因为每旗之下又分为满洲、蒙古、汉军。每旗设一个都统管辖，共有二十四都统,是北京内城的军事、行政地方官。清帝翻越山海关、坐镇紫禁城之后，实行满汉分治，将内城的原有居民全部迁移到外城，填充以携眷驻防的八旗。正黄旗驻德胜门内，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另外在西郊还设有三大营：圆明园扩军营，蓝靛厂火器营，香山健锐营。

威风凛凛的八旗，本是努尔哈赤一手创立的集军事、政治、生产三位于一体的组织。初期只有黄、白、红、蓝四旗，标帜以色彩相区别；后又增编了四旗，在原有四旗（称作“整旗”或“正旗”）的标帜上镶嵌了边角，即为“镶旗”。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合称八旗。既是一个小社会，又是一个大兵团。彼此呼应、众志成城，以弓强马壮、纪律严明著称。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位创业者，正是依靠这支千锤百炼的子弟兵，突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与一墙之隔的明王朝分庭抗礼，对峙并且交锋。坐守长城的明军，遥望关外猎猎飘扬的八面战旗，既恨又怕。在他们眼中，这异族的旗幡是嗜血的，气吞万里如虎。

掰手腕式的交战状态，持续了数十年。守擂的明王朝，被频频挑战的八旗兵挤压得喘不过气来,正在这时，揭竿而起的陕西农民李自成对其施予了致命一击。明王朝因内部矛盾垮台了，八旗兵乘虚而入，潮水一样涌进山海关,第一件事就是赶走李闯王，占领北京城。

1644年6月6日，清摄政王多尔衮在明降将吴三桂引导下，由朝阳门入居紫禁城,肯定举行了春风得意的入城仪式，据史料载：“故明文武官员出迎五里外”。这块风水宝地是八旗兵垂涎已久的，想不到居然唾手可得。仅仅数月后，清廷便由盛京（沈阳）迁都北京，实现了江山大一统的梦想。

北京，就这样成为八旗子弟的天下。

多尔衮在策马跨越北京的门槛时，究竟想了些什么？他是否想到：闯王进京，也举行过类似的入城式？李自成只在紫禁城里做了42天皇帝，江山得而复失。仅仅这42天，就使他手下的起义军迷恋上奢侈、腐化的生活，从骨子里变得酥软了，而使战斗力大打折扣。胜利之师，经历了一场于无声处的蜕变：“腰缠既富，已无赴敌之气概。”北京城啊真是天字第一号的销金窟,不仅熔化得了金银，更能消磨英雄的骨气。

多尔衮肯定不曾预料：高奏凯歌的八旗兵，终将重蹈李自成之覆辙。只是这过程要漫长得多、痛苦得多：不是42天，而是268年。那种侵袭过李自成大顺军的“软骨症”，八旗子弟也照样传染了,演变为慢性病。可结果是一致的,被无情地驱逐出历史舞台。所有得到的东西，都将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只留下指缝间的余温与遗憾。追悔莫及!八旗子弟的这场黄粱美梦，虽说做的时间够长的，但毕竟还是要破灭的。

八旗子弟，由什么时候变成一个贬义词了？开疆拓土的威武之师，摇身变作寄生虫式的游手之徒。

八旗子弟，不知不觉被岁月解除了武装,放弃了战马、强弓、利甲，放弃了风餐、露营、野猎，放弃了雄心、壮志、豪情……

旗之萎靡，是因为旗杆倒了。

人之破落，是因为骨质疏松。

看来，做霓虹灯下的哨兵，确实是很难的。

清帝翻越山海关、坐镇紫禁城之后，对人口众多的汉民族肯定有一丝丝恐惧感，生怕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因而实行满汉分治，将内城的原有居民全部迁移到外城，填充以携眷驻防的八旗。正黄旗驻德胜门内，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另外在西郊还设有三大营：圆明园扩军营，蓝靛厂火器营，香山健锐营。

内城像一块生日蛋糕，被八旗给瓜分了，共同拱卫着紫禁城。这样，清帝总算可以睡得安稳些了。

内城实质上已演变为一座旌旗飘扬、刀枪林立的大兵营，实行军事化管理。八旗子弟，堪称是天子脚下的“青年近卫军”了，属于最亲信的嫡系部队。

内城与西郊三大营，驻扎着10几万八旗将士,还不包括其家属、仆佣呀什么的。与天子物理距离上的亲近，就足以使“京旗”成为“八旗中的八旗”,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拥有先天性的优越感。更何况天子的人身安全，主要由他们提供保障——怎么也相当于“御前侍卫”一类吧。

整个北京地区，京旗各营兵额约占全国八旗军总额的一半，可见其任务属于“重中之重”。如此重兵驻扎，说到底是为了保卫一个人的。但此举制造了多么庞大的一个贵族群落呀：所有“在旗之人”都是吃皇粮的，定期领饷；全体成员均由国家供养。除了养在编的官兵，还要养他们的家属,包括那些因兵额有限而成为“闲散”人员的八旗男丁。可见八旗子弟，无论兵民，不农、不工、不商、不牧，照样能坐收渔利,而且是“铁饭碗”。

有人说：在那时代，当兵不是义务，而是权力。八旗的规矩是“五口为户，户出一丁为兵”。按10几万的兵额来推算，京旗的总人口应在60万以上。这么多张嘴，坐吃山空，长年累月地吃下去（况且还常办满汉全席呀什么的），再富有的国家也会被吃穷的。“于是‘京旗’和‘寄生’也就成为了同义语。京旗集团到清末时已经发展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庞大的寄生群体。”（方彪语）北京城里的一大窝蛔虫。

国家不仅管吃，还要管住，管穿；管分房子，分土地，甚至分奴隶。顺治二年（1645年）下过一道圣旨，大意是“恩准”“无衣无食，饥寒切身的汉人投充旗下为奴”。

不愁吃、不愁住、不愁穿之后，八旗子弟的全部心思都用来玩了。这真正是一群古老的“玩主”。反正家务琐事皆有仆佣侍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八旗子弟的注意力便由“形而下”转为“形而上”了。虽对生存的技能一窍不通，却很稔熟于生活的艺术：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提笼遛鸟、赌马斗狗……不说别的，就说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晋京之后，如无八旗子弟捧场，很难发扬光大为国粹的。他们是最铁杆的票友，在自家的庭院里聚众演唱而有“票房”之说——办这种纯民间的演唱会需向内务府报批，获得一张写有“发给× ×票房”的执照（俗称“龙票”）。当然，也有玩得走火入魔的：“因走票而破家者比比。”看来八旗子弟很舍得为自己的嗜好一掷千金，甚至不惜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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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烛来源：作者博客发布时间：2010年03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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