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皇帝消失后的中国基层乱象

 

郑集

 

 

谈到一场革命，历史学家常常只告诉我们，这是“历史进步”的重要转折，民众似乎必定是欢迎进步的；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行进中的列车，如果突然做出“历史性转折”时，车上有多少人会猝不及防从车窗里被甩出去；那个被甩下去的人怀抱的又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和许多人一样，我很喜欢看传记和回忆录。我觉得这一类作品要想写得好，首要的条件是平实。平实就是落点比较低，也注重记录事实——真实发生的事情、真实有过的感想。这样的作品在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今天再回过头来细察和品味，除了能看到当年真实的记录外，还能产生回看历史和人生的沧桑感。

 

好的传记和回忆录作品，其实也是珍贵的民间历史记录。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多半会发现，历史常常从寻常人的头顶越过，百姓的真实生活很难真正进入历史学家的视线。历史学家注重记录的大多是上层政治的演变、精英思想的走向，史书中有的是改朝换代的跌宕起伏和围绕宫廷的阴谋诡计，却往往找不到微小个人是如何被历史浪潮所推动的记录，也找不到对历史事件是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柴米油盐、改变了我们个人生活路径、甚至左右了我们的喜怒哀乐的记录。我想说的是：大历史的走向，实际上规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而我们這些平常人聚合起来，就是整个“社会”，这个由我们自己组成的社会历史，尤其是它的细节，却常常被忘记、被埋入尘埃，然后，就烟消云散了。

 

最近，由于偶然的机遇，认识了一位在美国从事医学研究的郑白蒂女士，她给我寄来了一本她父亲的传记。传记的传主郑集，是中国营养学的开创者、一位超越百岁的老人。这本传记写于一九九二年，看得出来，传记作者对书中涉及的某些历史环节，落笔非常小心，也许还有一些避讳，可是仍然朴实地记录了一个贯穿世纪的百年人生，以及历史对一个人的影响。

 

一开始读这本传记，我就对书中的一段回忆发生了兴趣。

 

郑集（原名郑兴义）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出生在长江北岸四川南溪县刘家场白鳝堡。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懂事的少年，因此他清晰记得这场历史变故如何改变了他的家庭。

 

郑集家里的人口不算少，三代同堂，父母除了奉养长辈，还要养活五个孩子。郑集的父亲郑大武（字品三）勤劳能干，除了务农，还是个走乡串村的货郎。他一点点地积攒家业，是一个对创业充满梦想、也期待儿子承继这个梦想的人。可是，辛亥革命却改变了一个壮年货郎的生活。传记中说，“郑品三‘望子从商’的如意算盘，被不久以后发生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彻底地打乱。甚至还动摇了他长时期形成的一种经商兴家、改换门庭的信念与追求”。

 

“公元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经过黄花岗之役、武昌起义，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二百六十七年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传记作家确认，这无疑是重大的历史进步，它：“结束了在华夏大地绵亘了近五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在一般历史书中，这段历史常常也就是这样点到为止了。可是，传记是个人命运的记录，所以在这里就有更为丰富的补充：“这一巨大的震荡也迅速波及到川南的广大农村。当时一些不逞之徒，趁着改朝换代的混乱局面，到处兴风作浪，为非作歹，以致盗贼蜂起，打家劫舍，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郑品三近十几年走乡串村挑货郎担，苦苦经营积攒起来的一点家产和一个布匹杂货摊，也几遭土匪洗劫。一个当时尚算殷实的农商兼营户，在顷刻之间便倾家荡产，连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威胁。不得已，郑品三只得于辛亥年年底先把兴义送到离高河坝三十多里路的南溪县城，就读于城内徐子俊老秀才的私塾馆。”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久，“直到第三年春上，乡下依然盗匪猖獗，秩序混乱。父亲在高河坝实在住不下去了，这才带着兴义的祖母、七弟兴龙逃难到南溪县城。母亲和四哥四嫂仍留在乡下，继续种着十几亩地，养着四五头猪”。“父亲先在大姐家落脚，后来租了二间平房，几经土匪歹徒的洗劫，郑品三失去的绝不仅仅是他的家产钱财，更重要的是，他的经商兴家、改换门庭的精神支柱被摧毁了”。

 

童年时代的郑集聪慧顽皮，对父亲期待他承继的经商兴家大业毫无兴趣，为此父子有不少冲突。在辛亥革命两年多以后，由于乡间的社会秩序被彻底破坏，短期内看不到恢复的可能，父亲终于对“勤劳致富”绝望了。一个晚上，父亲对兴义说，他不再逼他做生意了。年幼的郑集，终于卸下父亲对他选择前程给予的压力，但他却一点高兴不起来，眼前的父亲，“一个多么精明能干、逞强好胜的汉子突然变得衰老起来”。父亲走后，他痛哭失声。

 

乡间的混乱至少持续了六年。因为在郑集的传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一九一六年，他十六岁的时候，因肺结核从县城休学回到乡下母亲身边，一年后的一九一七年夏天“十几个匪徒明火执仗地闯进兴义家，翻箱倒柜地洗劫，还把母亲绑在客堂的柱子上，口口声声逼母亲交出‘小财神郑兴义’来”。“匪徒在村里折腾了一个多时辰，才在阵阵雷声雨声中呼啸而去”。那时的郑集只是一个高小学生，却被看作是“小财神”，这是因为郑家虽然已经破败但仍然被看作是一个“富户”，郑集被看作是一个绑票敲诈的好对象。

 

连这样一个乡间小商贩的“事业”都无法存活下去，当时这场社会变故对川南乡村的巨大影响可见一斑。根据《郑集传》的记录，这样的变故基本是发生在乡村，还没有波及县城。

 

我之所以对《郑集传》记录的这段历史感兴趣，是因为早些时候我在另一本自传回忆录中，也看到过类似记录。这本自传的作者郑超麟比郑集小十个月，出生在一九○一年的福建省漳平县。相对于封闭山区的川南，漳平是个“开放地区”了。漳平县城早就有了天主堂，神甫安斌琅来自西班牙。

 

郑超麟是托洛斯基派早年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所以他的回忆几乎时时处处不忘他的一套理论，不断要作阶级分析，他回忆录的一个小标题是：“‘匪乱’是农民反抗运动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