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与大饥荒之间究竟有何关系

 

 

　　反右与大饥荒的关系，被很多人提及。但这提及大多是依靠事件发展的因果关系，进行的逻辑推理，而不是真正在具体事实上的数据联系。不是没有反右与大饥荒之间的数据联系，而是由于档案不开放，信息不对称，研究者很难获得比较具体的事实数据。与林昭很有关系的《星火》杂志的编辑和作者，其核心成员是兰州大学的右派，这些成员多因写文章揭露三年大饥荒的实情，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集团”，或被枪毙（张春元、杜映华、林昭），或坐牢服长刑，九死一生，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相继被官方平反。这个很大的“右派反革命集团案”涉及的人数，据向成鉴的回忆和不完全统计有大学师生右派（包括两位武山县委的干部）16人、农民4人、受牵的人数有3人等。

 

　　获官方平反后的幸存者，秉承自己的良知和对朋友的纪念，以及对历史真相和后人负责任的态度，一方面借助外力——如媒体的关注、独立纪录片拍摄人如胡杰等，将自己亲历及所知讲述出来，公诸于众；另一方面主动搜集整理史料、撰写回忆录，如谭蝉雪编著的《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就是一本资料比较详尽的书。其中除了她与向承鉴的亲历回忆，最重要的便是完整地保存了两期——出了一期，第二期才编好，尚未出来，成员就被抓——《星火》杂志的全部内容，并根据笔迹和内容本身判定出具体的写作者，使得读者和研究者比较容易回复那一段历史场景。

 

　　就我搜集的不少反右和大饥荒史料来看，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比《星火》杂志更能显示反右与大饥荒之关系的直接史料及逻辑关系的。《星火》杂志的编辑和作者都是右派，而他们所写的内容大多与人民公社、整社大辩论、反右倾运动、大饥荒有关。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之所以成为全国第四大反革命集团案，其主要触媒便是因“短命”的《星火》杂志。而《星火》杂志之所以诞生，便是因为一些保留学籍，又被下放到农村监督考察的右派，实地见识了大饥荒对民众的伤害，于是置生死于度外，将他们的思考毅然表达出来的结果。

 

恐惧与良知交战

 

　　无论是从获罪的数量，还是从对社会的影响层面上来看，高校中的右派师生都是右派中的主要群体。他们大多知识丰富、思想活跃，但不少人亦单纯幼稚，容易暴露自己的想法，在阳谋中被钓鱼。正因为如此，打成右派后，他们有被欺骗的愤怒，有被抛弃的痛苦，有如临深渊的恐惧。特别是对保留学籍而于农村监督考察的师生右派来说，尚留有一线命运可以改变的希望，自然更不会轻举妄动。但兰州大学这帮右派师生为何敢“大逆不道”，能拿出很大的勇气来揭露大饥荒造成农民死亡枕藉的情况呢？这话还得从机缘巧合说起。

 

　　一般说来，高校师生右派，若是极右，便直接被送进劳改农场和监狱，这类人不可能有机会抱团、组织编刊物，因为他们没有相对的自由环境和活动空间，更没有写文章编刊的工具。而是一般右派，有些人并没有发配到乡下，而是就在学校里接受监督改造，如林昭便是如此。这类右派，他们对农村大饥荒的认识，一般来自不完整的口头传播，加上官方有意屏蔽此类信息，因此他们对大饥荒带给全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的伤害，没有太过惨酷的直观认识。即令有发配到乡下的，也由于胆小、不抱团、没有较为共同的价值判断，不可能对大饥荒对于民众的伤害，做出清醒的反思和批评。而兰州大学下放到到天水地区的师生右派，正好满足做成杂志《星火》来加以传播的诸种因素：抱团且比较容易串联、直接感受甘肃大饥荒的残酷、有比较相同的价值判断、这些人有一定热情且勇敢，因此不惜冒着巨大的危险，要向上面反映甘肃大饥荒惨剧的实际情况。

 

　　如果反右时，这些被划为右派的师生还对自己曾经对共产党的批评，经过校方的批评有所怀疑的话，那么到农村看了实际情况对他们是个彻底的教育。谭蝉雪说：“随着生活的深入，我们知道、看到、听到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多，首先是对‘右派罪行’的彻底否定，原来在学校的时候还对自己的言行有过怀疑，是不是错了？到了农村才知道真相，才明白了是非。”（《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2月版P7，下同书只附页码）而向承鉴更是冤枉，在鸣放期间基本上没说过什么话——只提了教授治校，这样的话那时于学校应该是个较普遍的说法——便被打成了右派。由于向承鉴被批斗时，不配合批斗者的旨意，最后找了校长申诉，才得到个保留学籍而被监督劳动的较重处理结果，否则可能会直接被开除学籍。

 

　　也就是说，这些右派师生们经历了一个自我怀疑而最终勇敢走向反抗的过程。五七年前，虽然有许多人包括知识分子看到过三反五反、清匪反霸、土改等许多运动中非人性的、残酷的一面，但从未发生过太多的质疑。因为共产党营造的光环以及对毛泽东的神化，使得许多人内心里稍有怀疑，便会自感大逆不道。自感所思所想大逆不道，不仅不会说出来，连说出来都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在这样主动自我审查的氛围下，加上无所不在的高压，你说哪里还会有什么反对的声音呢？对于共产党的“神话”领袖毛泽东，只差山呼万岁，这一点从林昭这样决绝的反对者身上，也非常能够看出其思想蜕变的过程，更不用说思考深度远逊林昭的人之转变了。

 

　　反右后，本来在反抗精神上基本达到了“白茫茫大地一片多干净”的地步，许多人噤若寒蝉，心怕有所闪失。到了乡间，经过“整社大辩论”，向承鉴更加小心翼翼，有次他赶马去拉代替石灰的白土，被马“反治”了一回，后悟出“是啊，人也与牲口一样，我如今不是被治得服服帖帖了吗”的道理，其实典型地反应了许多知识分子被一系列运动整治后的心路历程。甘肃的左风不亚于许多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甘肃的大跃进和大饥荒是在干部七个不敢讲的情形下发生的：“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征购指标高；不敢讲完不成任务；不敢讲邻省比甘肃强；不敢讲客观条件；不敢讲调动工作。”（转引自杨继绳《墓碑》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5月版P111）就是在这样极端高压与恐怖的现实环境中，《星火》杂志的同仁们发出最真实的呐喊，而这种对大跃进和大饥荒的即时性呐喊，以我对历史的考察，是不多见的。这正是《星火》同仁在反暴政的思想史上的特殊意义，值得我们后人特别纪念。

 

　　私下议论暴政的不是，常要遭人的检举汇报，即令是腹诽，自己也会被吓得心怦怦直跳，因此办地下刊物联络同志，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实在是风险极大的事。后人也许很难想像当时出版地下刊物的风险有多大，即令非常勇敢地反抗暴政的林昭，当时对办《星火》杂志也持保留态度：“另外关于出版《星火》也有不同意见，林昭认为太冒险，印秘密宣传品，不仅对写和印的人来说是个冒险，对读的人来说同样也是个冒险。”兰大的友人在权衡得失后，“认为出版刊物交流思想、扩大影响、团结同志，特别是在彼此分散，不能自由行动的情况下，出版《星火》是启蒙工作必不可少的一步”。（《求索》P26）

 

《星火》杂志内容的分类研究

 

　　《星火》杂志从刊名上来讲，就受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直接影响，也表明他们利用办杂志来进行民主自由启蒙的传播理念。不特此也，《星火》杂志里面的文章从内容和标题上看，特别受毛泽东文体的影响。如顾雁的发刊词《放弃幻想，准备战斗！》、《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等。至于受彼时一般批判性文体的影响，更是所在多有。我这不是苛求他们的思想局限，而是说清这个事实。在他们的思想资源里，其实所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并不多，更由于共产党官方因需要神化自己的暴力革命，而对改良主义大加挞伐——从康梁到胡适等——因此在他们的批评里也没有妥协、谈判等字眼（事实上普通民众根本没有跟中共叫板、谈判的能力）。当然，这不能怪他们，官方为了神化自己的暴力而过度宣扬暴力，使得反对者也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思维，更有“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的利益独占。连林昭的思想资源里也未曾有过胡适这样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滋养——当然林昭后来在狱中对极权主义和自由的整全性的认识达到了至今为止都令人叹服的高度——这说明共产党对自由思想的切割真是干净而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