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可轻言：俄国知识分子在反省

 

1909年，7位俄国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出版了他们的代表作《路标》文集。这7位代表人物是尼·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彼·司徒卢威、亚·伊兹戈耶夫、波·基斯嘉科夫斯基、谢·弗兰克和米·格尔申宗。他们试图从哲学上总结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激烈批评19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倾向，呼吁俄国知识分子反思“革命崇拜”，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实现“精神上的再生”。

 

　　对于二十世纪三次俄国革命的反思，他们认为仅仅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狭义的社会学”层面分析是不够的，只有从俄国知识分子整体发展史进行梳理，上升到灵魂深处挖掘，才能找到俄国问题的根源。

 

极端主义是俄国的文化传统

 

别尔嘉耶夫等人认为，在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上，文化激进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由于专制国家的农奴制压迫形成的社会鸿沟，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中的“社会责任感”和“力求极端”内在冲动的特点十分突出。17世纪宗教“分裂运动”后，民间出现了一批不认同官方思想的人，他们认为沙皇代表的俄国不是真正的东正教国家，而是一股玩弄权势假宗教之名控制国家的恶势力，因此作为分裂运动的传人，“他们把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目标，就注定了必然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特有的“分裂”气质与周围的环境和人群格格不入，他们往往持一种极端偏执的行为方式，在文学创作中流行极端的表达方式，激情既是创作的原动力，也是极端化的催化剂，当然也只有依赖于思想的狂热和自我沉醉，他们才能经受住迫害，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存下来。

 

这种绝对形式是产生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由于俄国的分裂运动和国家的专制主义压迫，急躁、激进的情绪一直存在于文化阶层的大多数人之中。19世纪40年代以文学批评为主导的整个过程都过于政治化了，与沙皇政府相对立而产生的革命思想、唯物主义、无神论，充满了绝对化的血腥和虚无主义的无根基性，他们把文化这种民族的精神支撑物，随意地和统治阶级话语霸权绑在一起，以批判否定作为武器。文化激进主义典型的口号是“不要调和！”它与社会激进主义遥相呼应，争相与温和、中庸对立，从否定国家到否定一切秩序。于是俄国思想史上兴起了“旋风效应”，向激进主义每迈出一步，就伴随着更加严厉的批判与否定，否定过程导致文化连续性的中断、裂变和不断重组，使俄国的传统文化缺乏稳定的连续性，进而导致思想界视野的缩小。统治阶级对知识阶层打压和禁锢，赋予了思想家蒙难者圣徒般的光环与荣耀，进一步促使青年人对激进主义产生更大兴趣，促成了革命党情结。沙皇出于维护自己利益和对革命的惧怕，严酷镇压革命者，进一步导致革命情绪和行动的高涨，于是形成紧张对立的恶性循环。

 

正是这种极端化的思维模式，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专制管理形式，世俗化资产阶级社会的难以独立，以及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等特点。因此，俄国历史上西化与反西化、革命与反革命、改革与反改革，都是用激进方式进行的，对立双方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虽说处于统治地位的沙皇政府要负主要责任，但文化激进主义无疑是民间的社会矛盾导火索。从此，妥协、让步、协商、秩序、保守、温和、法律这些原来的褒义词，都成了骂人的话，使对立两极再没有回旋余地。民主化的优良品格：光明磊落、相互信任、善于妥协、宽容大度等等越发没有用武之地，这些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特征为社会所不容，经常遭到左、右两端夹击，陷入“两头茫茫不到岸”的境地。

 

激情导致的冲动可以产生很大力量，但是激情消退后又会造成蔓延社会的失望与颓废。所以至今有人断定由于极端主义传统所致，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俄国一开始就是乌托邦式的，在很多情况下它只是一种形似而质异的假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只能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俄国的群众运动永远都不会成为社会民主运动，哪怕是‘带有俄国特色的’。俄国左派若想成为有影响的力量，他们肯定是激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