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新闻》1899年7月5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以前朝鲜人唯一知道的就是尊中国为中央王国,蔑视日本为悲哀之国,并将其他国家看作蛮夷之地。现在我们的大门被打开已经有十几年了……我们现在大致上可以判断,哪些国家是文明的,哪些国家是野蛮之地。”
在长达500多年的朝鲜王朝(1392—1910)中,两班贵族精英总是根据中国这个大陆邻国来确定自己的地位。朝鲜向来自称“东国”或“海东”,甚至就简称为“东”(今韩国仍有“东国大学”)。正如东国这个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中国是朝鲜所参与的一个跨国文化圈的核心。中国是中央王国,朝鲜在这个中央之外的东方。中国是居于统治支配地位的,以中国为参照,朝鲜人来确定自己的坐标。
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天朝礼治”土崩瓦解,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和文明程度的价值评价标准。随着朝鲜不断接触到西方知识体系,为重新定义国家身份,朝鲜的新兴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中心地位,以及它对朝鲜的影响进行了重新评估,试图通过重新塑造一个中国形象,来重塑朝鲜自己在新的世界体系中的国家身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场脱离中华王国的运动和努力中,朝鲜民族主义者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共享的作为他们所参与的跨国文化圈的全套理念、礼仪和象征符号,都是中国的,既然是中国所有的,朝鲜人现在应该屏弃它们。在新兴的民族主义出版界中,主流作者们断言,朝鲜要想获得民族独立,必须放弃在文化上对中国的依赖。但是实际情况远比发表宣言复杂得多。
降格中国
1895年,清朝与日本明治政府签署了《马关条约》,条约的第一款中清政府首次承认了朝鲜的独立主权。1895年11月7日,高宗率世子及宗亲百官拜谒宗庙,发表了独立誓文和《洪范十四条》,《洪范十四条》第一条即“割断附依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到1910年朝鲜并入日本帝国之前的15年里,朝鲜民族主义新闻界一直关注并探索发生在朝鲜的新变化。
早在《马关条约》签署之前,不少朝鲜人就要求结束朝贡关系,最著名的要属1884年金玉均和徐载弼领导的那次政变了。“甲申政变”失败后,徐载弼前往美国,1896年回国后从内政大臣俞吉浚那里得到了5000元韩币的捐款,于1896年4月7日创办了《独立新闻》。该报用韩文和英文出版,在政府官员中很有影响,发行量迅速增长,由最初的300份发展到3000份。在当时的报刊中《独立新闻》最激进,要求彻底改革。《皇城新闻》(1898年~1910年)是由一群在国内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更温和的改革派创立,在倡导变革的同时顾及很多过去的传统。《帝国新闻》(1898—1910)倡导在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群中开展自强运动。
尽管三家报纸在很多问题上都意见不同,但都认为中国在军事上输给日本标志着旧知识被新知识打败,西方知识导致了日本的胜利。这让朝鲜人深受震动:“朝鲜人是否有过对中国的认真批判?有的只是过去纯粹无条件的羡慕和盲崇。”现在他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不再是一个“文明”国家。
1898年9月17日《皇城新闻》,对中国的批评中含有“怒其不争”的意思:“清国万一像日本当年一样进行新法,其间三十年又怎能一事无成,定会雄健稳进,就是英法俄诸国也必然畏伏于清国的威力。怎能被日本连战连败,遭受耻辱。清国推行西法,有百利而无一弊,为何清国事事不然。”1900年《皇城新闻》又说:“从1898年的百日维新到现在,清廷的顽固不化进一步加深了。官员都很保守只对模仿过去感兴趣,无意改革。”《独立新闻》在1897年年终总结说:“过去的一年中国所做的不过是割让领土和权力。没有为文明进步做出努力。”
《独立新闻》1899年7月5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以前朝鲜人唯一知道的就是尊中国为中央王国,蔑视日本为悲哀之国,并将其他国家看作蛮夷之地。现在我们的大门被打开已经有十几年了,我们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我们用耳朵听,用眼睛看西方国家的风俗和法律。我们现在大致上可以判断,哪些国家是文明的,哪些国家是野蛮之地。”中国法律腐败的本质,残忍的刑事机关,脏乱的街道和医院都经常被这些民族主义报纸所提及。这些朝鲜作者们指责中国人太懒惰,声称愚昧已经成为一种习俗。在朝鲜的中国商人被比喻为吸血鬼,被指责:“他们来到朝鲜没有带来一丝好处,只有大量的伤害。”《独立新闻》作为最狂热的文明鼓吹者之一,对中国充满了轻蔑,称之为“世界的笑料仓库”(1896年6月20日)。
如果说《马关条约》是朝鲜脱离朝贡关系的开始,那么将中国视为野蛮国家的观点则标志着朝鲜参与到了世界体系的新意识形态中。在朝鲜人的世界体系中,中国不再扮演中心的角色,而是滑到了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