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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村“补血”，不如以“才”生“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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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时代，农村经济增长取决于土地数量以及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投入。随着科技进步和知识经济的崛起，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经不仅仅依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增加，更重要的取决于劳动力素质的水平；生产的决定因素已经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劳动力质量的改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期之后，发展速度逐步减缓并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人才资源的严重匮乏。
农村人才匮乏带来六难
目前，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散落的300多万个自然村落里，栖居的主体人群是一个被称为“386199”部队的老弱病残妇幼。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时期，一位名人到农村调查后写出“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的著名诗句。而今天的农村则是“青壮打工去，收禾童与叟”，连“姑”也难以找到了。不少家庭的景象是“门口拴着一条狗，屋里剩下老俩口”。劳动力大量流失，留在农村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中央提出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的战略部署，但农村人才奇缺，建设新农村谁来担纲？培育新农民谁是主角？农业现代化从何“化”起？
一是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推广难。农技推广人才短缺和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使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举步维艰，先进科技难以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一方面，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不健全、服务能力不足。农技推广工作待遇低、条件差，高学历、高职称的专业人员大量流失，农技人员队伍日益萎缩，整体素质逐渐下降。目前，我国每１万农村人口只有科技人员15人，日本是100人，荷兰则高达200人。另一方面，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村劳动力，是农业技术推广的受体和基础，由于优质劳动力大量外出，留下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文化素质不高，接受和吸收新技术的能力较差，一般习惯于精耕细作的传统方式，很难把握和应用测土配方、育种栽培、土壤改良、科学施肥、植保畜保等先进的种养技术。
二是现代农业植入难。现代农业以科学技术为支撑，以工业装备为条件，以现代管理为基础，突破了传统农业从事初级农产品原料生产的局限性，实现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生产，拓宽和延伸了农业内涵，使农工商的结合更加紧密。它不仅要求以现代工业理念发展种养业，还需要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同时大力发展以服务农业为主的服务业，形成“一产二产三产”协调配套的完整产业链。当前，由于人才缺乏等因素，我国农业仍未完全打破传统农业的格局，先进科学技术还不能广泛推广应用，优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现代管理手段还有待发育，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滞后，流通手段和方式落后，信息网络不健全，农村市场只是发展了一些低端服务，金融、人才、技术等高端服务尚未形成市场。绝大多数地区的农业还只在传统的一产里徘徊，二、三产业发育严重滞后，与现代农业的要求相去甚远。
三是基础设施建设难。农村留下来的多是老妇幼残等体弱劳力，无法承担高强度的体力活，劳动力调集难，使用成本高，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工程很难有效组织和实施。全国各地虽然先后出台了以“量力而行、群众受益、民主决策、事前预算、上限控制”为基本原则和特征的“一事一议”制度，但由于农村筹资筹劳难度大，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形成“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现象。同时，农村现有劳动力中缺乏管理和技术人才，管理和维护措施难以落实，造成现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更谈不上发挥效益。许多地方的灌溉水渠、乡村道路等设施，老的修好没人管，需要新修的没人修，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
四是社会组织发育难。农村精英和一些行业协会、专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各类社会组织，是农村社会建设的两股主导力量。农村精英塑造着乡村的主流话语，导引着乡村的道德动向，提振着乡村的人文精神，维系着乡村文明的薪火相传。在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和市场经济利益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农村人才单向流入城市，使农村精英缺失，人才“空心化”已成为中国农村最严峻的问题。农村各类社会组织虽然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缺乏会组织、能协调、善管理、懂经营的带头人，总体上仍处于生而不长、存而不活、发展不足、作用有限的尴尬状态，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无组织化。许多乡村因缺少领头人没有成立组织，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法国有各类社会组织万分之二百多，我国只有万分之二点多（即每万人中建立的组织数）。日本现有6015个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全国100%的农民及部分地区非农民参加了农协，有的农民同时加入几个农协；二是弱组织化。大多数农村社会组织合作基础薄弱，利益联系不紧密，内部组织结构不明晰，管理运作不规范，自我服务能力不强；三是被组织化。许多农村社会组织被基层行政组织、企业、能人大户或其他各种外部力量控制，由乡村干部、企业负责人、离任干部等主事，没有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组织”。
五是城乡差距缩小难。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各类优质资源向城市高度集中，公共服务产品向城市倾斜，使城市得以快速发展和膨胀，而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落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加上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绝对差距持续扩大，收入增长速度差距也在扩大。城乡收入比率正常应为1.5倍，世界上超过2的国家只有十几个，绝大多数国家农村收入为城市收入的2／3或更多一些，而我国城乡收入比率则达到了3.33，为世界第一。有专家认为，如果将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教育资源、政治权利和积累性落后等因素综合考虑，城乡差距可能在6倍以上。在农村人才奇缺的现实背景下，虽然中央统筹城乡的力度不断加大，但缩小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将是未来一个时期解决中国问题的“难中之难”。
六是农民收入增加难。当前农民增收的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民从事种养加等农业收入，二是进城务工收入。在家务农的农民，受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所限，大多延续着传统农业种植模式，使得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只适应在较低层次上结合，发展现代农业力不从心，大幅增加收入更无从谈起。外出务工的农民，受到素质偏低、能力较弱等因素的影响，只能干着苦累脏险等最低端的工作，拿着仅能维持生计的低标准薪酬，加上身份歧视，农民工从事相同工种的收入比城镇职工低得多，而且工资还常常遭到拖欠。2009年5月份央行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受访农民工中一半人的月平均工资在1000-1500元之间，在1000元以下的占21％。农民工的低素质、低收入，不仅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内需扩大、产业升级的步伐，而且增加了农民增收的难度。经济学家周其仁说，农民增收是一连串的事情。一语中的。收入低，消费就低，受教育程度就低，综合素质就低，就业能力就低，从而又进入收入低的恶性循环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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