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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提高劳动者收入与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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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用最普通、简单的语言表达了改革的目标，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对改革开放之前的贫穷社会主义实践感到幻灭之后，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了“致富”的道路。邓小平的这句话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有了新的理解。社会主义不是要人贫穷的，而是要人富裕的。毫无疑问，“致富”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和变迁的主要动力。
三十来年之后，现在的情况怎样了呢？很显然，中国已经走了一半。一部分人的确先富裕起来了，但并没有走向“共同富裕”。不仅如此，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局面。这就是这些年来很多人开始关注中国的“拉美化”现象的原因。一旦进入“拉美化”，不仅邓小平所设定的目标不能达到，而且会走上与改革开放目标相悖的道路。但中国的领导层显然没有放弃，而是在努力朝着当时的目标前进。早期提建设“小康社会”，现在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实现既定目标。
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就必须跳出目前的困境。目前的困境是什么？这个困境如何造就？只有回答了这两个问题，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出路。
部分先富的综合病症
可以把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称之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综合病症”。这种“综合病症”有多方面的体现。最显着的就是收入差异急剧扩大，导致社会高度分化。国家的经济发展越快，收入的分化就越大。也就是说，所产生的财富都被导向少数群体。这种趋势似乎毫无办法阻止。进而，收入的巨大差异导致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缺失，社会很不稳定，依靠高强度的暴力机器来维持稳定。少数社会群体犯上“过度富裕病”，拥有巨大财富，但心里日益深感不安，在全世界寻找“安全”的落脚点。而社会的贫穷者很自然就有正当的“仇富”心态，各种对财富阶层不利的因素在快速产生和发展。可以说，富者和穷者已经演变成两个敌对的阶层或者阶级，双方似乎都在等待“历史的那一刻”。
不仅如此，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担心中国的未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化”、“未富先老”等。1990年代经济改革所产生的发展动力渐趋消失。现在除了国家（尤其是地方政府）力量的动员式经济发展外，来自市场的经济发展严重缺乏动力。尽管已经意识到消费社会是未来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资源，但在收入高度分化的条件下，消费社会根本就建立不起来。
如何医治这个“综合症”？杀富济贫显然不是选择。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选择。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尽管这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但反复的选择始终没有走出这种选择本身。贫穷社会主义已经证明失败，也不是选择。唯一的选择就是邓小平的后半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何走？很简单，就是提高劳动者工资。杀富济贫就是通过革命夺取财富，不是创造财富。贫穷社会主义也只是对现在的富裕者的剥夺，对贫穷者本身也没有利益。通过劳动来“致富”是整个社会所能接受的，也是基本社会正义的来源。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只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少部分人得到了以其劳动不对称的过高收入，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对称的收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促成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有效地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廉价劳动力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中产阶级难以形成。少数人，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组织者和使用者，包括资方（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家资本）获取了过度的利润，暴富而成为消费过度群体。但廉价劳动者本身收入过低，消费不足，甚至严重不足。在大多数人没有致富的情况下，建立消费社会自然非常困难。建立消费社会就必须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和确立社会制度，包括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等；没有这些政策和制度，即使人们有了钱也不敢消费。这一点人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只需行动。但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高劳动者收入。不能从劳动获得相应的收入，人们不会有消费能力。
一味依赖廉价劳动力也已经使得中国的产业升级困难重重。资方过度剥削劳方，通过压低工资就能赚取巨额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方根本就不会有动力去提高技术和改进管理水平。过度剥削劳方尤其表现在外资企业。大量的外资到中国动机很单纯，就是要利用廉价劳动力。早期还有廉价的土地，现在土地价上去了，只剩下廉价劳动力了。珠江三角洲三十多年前开始使用农民工，到现在还在使用大量的农民工。这表明在三十多年里，没有任何技术上的进步，也就是没有产业升级。亚洲“四小龙”一般是每十年有一次重大的产业升级。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已经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了。同时，大量廉价劳动力工厂的存在，也使得劳方没有动力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技能。在珠三角等地区，农民工就能打败大学生，前者甚至比后者更有竞争能力。这是一个国家畸形经济结构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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