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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反哺乡村:农村依然不平静
十年前,他上书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十年后,他想《再向总理说实话》,但“很难找到一句话来概括今天的现实,问题更复杂了。”
(周熙/图)
2010年7月,李昌平将他十几万字的书稿整理了一次,命名为《再向总理说实话》。他觉得已经完成了80%,然而剩下的20%继续被搁置。
之后的几个月,他不曾打开那个文件夹。他说:“纠结,矛盾。”
十年前,他上书总理朱镕基、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发全国震动。
当时的诉求,在5年前就已经实现了。然而中国农村反而日渐被新的问题困扰。“不解决的话,会比2000年前的情况更严重。但我找不到简单的表达来达成共识了。现在很多东西是错的,可是被广泛接受,我无能为力。”
一
十年,李昌平的角色变过四次:
2002年脱离体制南下闯荡,在珠海某公司任职数月,“别扭,茫然,不知该做什么”;
接着投身媒体,到《中国改革》杂志做副主编,接触“三农”学术圈,“知道了他们都在说什么、争什么”;
又两年后,成为香港乐施会扶贫项目官员,在国际NGO工作至今;其间受聘担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并没有更大的起落。2002年脱离体制时的无奈、迷茫以及因此受到的关注和他自己对未来的深切忧虑,都已成为过去。
2002年,他在《读书》杂志发表《我的困惑》一文,直白地发问:“技术推广能增加农民收入吗?”“发展乡镇企业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根本出路吗?”“私有化是灵丹妙药吗?”……
以资本和技术主导、产权划分为标志的“农业现代化”话语,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知。但所见所闻,不断提出挑战。
他在现实中看到“粮贸公司+农户”、“棉花公司+农户”、“油脂公司+农户”,公然不执行国家收购政策,压级压价克扣农民,“国有企业如此对待农民,我们凭什么指望私营老板让利于农民呢?”
他在一所大学提出问题:技术推广能增加农民收入吗?几百个人大笑起来。他说:“第一,使用技术是要钱的,钱由谁付?农民。第二,使用技术会增产,增产会导致产品价格下降,农民减收。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民支付了成本,全民得到了技术进步的好处。”
在乐施会直接操作扶贫项目的几年,无疑对他影响重大。“(云南、贵州)和我家乡的农村完全不同,刺激我去想很多问题。”
他曾在没厕所的村庄积极地帮助修建厕所。山里人历来是把牛粪、猪粪分散晒干了背上去,修了厕所以后,粪便集中,反而苍蝇蛆虫丛生,很臭,变成一个糟糕的东西。
“我在云南扶贫,感觉好多地方如果没有分田单干,会比现在好得多。矿产收益被资本拿走,环境恶化水土退化,不形成共同体的力量,无法应对。”
“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觉得一些事情理所当然,但一个很小的事情就能教育你。今天很多国外的人给中国出主意是一样的。中国有云贵,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北京。”“现代化是要付出代价的。”数年游历,他还去了东北、西北、朝鲜,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他亲眼看见了那些付出代价的人。
二
《再向总理说实话》的困境是:“很难找到一句话来概括今天的现实,问题更复杂了。”
这十年,是中国农村再次掀起剧变的十年。2004年开始惠农新政,2005年用于新农村建设的中央财政投入增加14%,温家宝表示中国进入“城市反哺乡村”阶段。2006年全国免除农业税,粮食生产开始享受财政直接补贴。几乎同时,征地矛盾频发,小产权房树欲静而风不止,环境公害和生态灾难不绝于耳,18亿亩耕地红线经受严峻挑战,各地“维稳”成本不断攀升,金融危机后两千万农民工返回家乡,接着兴起让农民集中上楼的城镇化新潮。
农村丝毫不平静。
10年前,李昌平一举闻名,是因为将农民负担问题一嗓子喊破了天。“现在来看,十年前的诉求都实现了,但没想到的是走向了农民共同体的瓦解。”
他一度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像2000年那样,引发高层关注。然而,这些都没有在现实政治中留下印迹。写文章的心,也渐渐冷了。
“如果农村治权是完整的,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现在只能把问题往上交,上访会越来越多,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很多事情都没法收拾。”他说。
他对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很不乐观,“中央财政投入这么多,但一半以上的钱得拿去征地”。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问:“有这么复杂吗?”他感喟:“你没有农村的感受。”
他深切怀念乡镇工作时的一些方法:“到了年节,干部都下去结‘平衡账’”,修路挖沟、盖房调田,往来得失有一个综合的平衡。地权是平均的,承包地、宅基地是不平均的,“征用地的钱大家平摊,多占宅基地多出钱,就算一次没解决,二次调整也能平衡过来。不存在钉子户的问题,也没那么多上访。”
这一切以农村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而他在近十年间不断目睹的现实是:农村共同体遭到瓦解。
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税费改革’被简化为取消税费,瓦解了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治理制度,等于永久取消了村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益”。
有一次,参与制定“一号文件”的一个人问李昌平:“什么叫结‘平衡账’?”他无言以对。他觉得,“城里人对农村越来越没常识。”
但与10年前相比,他的声音倍显孤独。
三
李昌平正把主要精力放在十几个合作金融试验点上。
他家近旁茶室的小姑娘,都知道这个常来喝铁观音的中年人叫李昌平。这个冬天,他正装修在平谷租下的一处乡间小院,准备在那里度过更多时间。
他说:“北京如果能给我一个户口,去香港去台湾不用回湖北办手续,我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
作为公认的农民代言人,他曾繁忙地出席各种会议、研讨。现在“很少出去开会了。实在没什么新东西。自己走路、跟人聊天,更有收获”。
他现在常读的是邓小平、陈云年谱,注意琢磨他们晚年的表述,从中寻求他们当初对中国走向的判断。“偶尔做做股票,不做长线——了解一下股市。”
他最大的兴趣,是在农村作合作金融的试验。他自己做的试点,在湖北有一个,在河北有一个,在河南有十几个。
他乐于自己干自己的。“找个团队推行我的方法,可能强人所难。”于是他要去村里做试点,就打电话找朋友、找学生、找各种可能感兴趣的人。用大致两个月的时间,启动一个金融合作试点。
李昌平对这样的状态颇为满意,失去符号,也不想要符号。
这个没有符号的人,一边感到“写文章不起什么作用”,一边因为“消极”而对自己有点不满。
10年过去了,李昌平的外表变化不大——他依然是《我向总理说实话》封面上的那个敦实的中年人,甚至没有怎么显老。
他把十几万字的书稿搁置在电脑里,心里明白:今天,农村问题在公共语境中边缘化了,社会价值感更加分散,即使出书,再也不会像10年前引发轰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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