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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反哺乡村：农村依然不平静
十年前，他上书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十年后，他想《再向总理说实话》，但“很难找到一句话来概括今天的现实，问题更复杂了。”
（周熙/图）
2010年7月，李昌平将他十几万字的书稿整理了一次，命名为《再向总理说实话》。他觉得已经完成了80%，然而剩下的20%继续被搁置。
之后的几个月，他不曾打开那个文件夹。他说：“纠结，矛盾。”
十年前，他上书总理朱镕基、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发全国震动。
当时的诉求，在5年前就已经实现了。然而中国农村反而日渐被新的问题困扰。“不解决的话，会比2000年前的情况更严重。但我找不到简单的表达来达成共识了。现在很多东西是错的，可是被广泛接受，我无能为力。”
一
十年，李昌平的角色变过四次：
2002年脱离体制南下闯荡，在珠海某公司任职数月，“别扭，茫然，不知该做什么”；
接着投身媒体，到《中国改革》杂志做副主编，接触“三农”学术圈，“知道了他们都在说什么、争什么”；
又两年后，成为香港乐施会扶贫项目官员，在国际NGO工作至今；其间受聘担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并没有更大的起落。2002年脱离体制时的无奈、迷茫以及因此受到的关注和他自己对未来的深切忧虑，都已成为过去。
2002年，他在《读书》杂志发表《我的困惑》一文，直白地发问：“技术推广能增加农民收入吗？”“发展乡镇企业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根本出路吗？”“私有化是灵丹妙药吗？”……
以资本和技术主导、产权划分为标志的“农业现代化”话语，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知。但所见所闻，不断提出挑战。
他在现实中看到“粮贸公司+农户”、“棉花公司+农户”、“油脂公司+农户”，公然不执行国家收购政策，压级压价克扣农民，“国有企业如此对待农民，我们凭什么指望私营老板让利于农民呢？”
他在一所大学提出问题：技术推广能增加农民收入吗？几百个人大笑起来。他说：“第一，使用技术是要钱的，钱由谁付？农民。第二，使用技术会增产，增产会导致产品价格下降，农民减收。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民支付了成本，全民得到了技术进步的好处。”
在乐施会直接操作扶贫项目的几年，无疑对他影响重大。“（云南、贵州）和我家乡的农村完全不同，刺激我去想很多问题。”
他曾在没厕所的村庄积极地帮助修建厕所。山里人历来是把牛粪、猪粪分散晒干了背上去，修了厕所以后，粪便集中，反而苍蝇蛆虫丛生，很臭，变成一个糟糕的东西。
“我在云南扶贫，感觉好多地方如果没有分田单干，会比现在好得多。矿产收益被资本拿走，环境恶化水土退化，不形成共同体的力量，无法应对。”
“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觉得一些事情理所当然，但一个很小的事情就能教育你。今天很多国外的人给中国出主意是一样的。中国有云贵，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北京。”“现代化是要付出代价的。”数年游历，他还去了东北、西北、朝鲜，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他亲眼看见了那些付出代价的人。
二
《再向总理说实话》的困境是：“很难找到一句话来概括今天的现实，问题更复杂了。”
这十年，是中国农村再次掀起剧变的十年。2004年开始惠农新政，2005年用于新农村建设的中央财政投入增加14%，温家宝表示中国进入“城市反哺乡村”阶段。2006年全国免除农业税，粮食生产开始享受财政直接补贴。几乎同时，征地矛盾频发，小产权房树欲静而风不止，环境公害和生态灾难不绝于耳，18亿亩耕地红线经受严峻挑战，各地“维稳”成本不断攀升，金融危机后两千万农民工返回家乡，接着兴起让农民集中上楼的城镇化新潮。
农村丝毫不平静。
10年前，李昌平一举闻名，是因为将农民负担问题一嗓子喊破了天。“现在来看，十年前的诉求都实现了，但没想到的是走向了农民共同体的瓦解。”
他一度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像2000年那样，引发高层关注。然而，这些都没有在现实政治中留下印迹。写文章的心，也渐渐冷了。
“如果农村治权是完整的，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现在只能把问题往上交，上访会越来越多，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很多事情都没法收拾。”他说。
他对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很不乐观，“中央财政投入这么多，但一半以上的钱得拿去征地”。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问：“有这么复杂吗？”他感喟：“你没有农村的感受。”
他深切怀念乡镇工作时的一些方法：“到了年节，干部都下去结‘平衡账’”，修路挖沟、盖房调田，往来得失有一个综合的平衡。地权是平均的，承包地、宅基地是不平均的，“征用地的钱大家平摊，多占宅基地多出钱，就算一次没解决，二次调整也能平衡过来。不存在钉子户的问题，也没那么多上访。”
这一切以农村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而他在近十年间不断目睹的现实是：农村共同体遭到瓦解。
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税费改革’被简化为取消税费，瓦解了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治理制度，等于永久取消了村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益”。
有一次，参与制定“一号文件”的一个人问李昌平：“什么叫结‘平衡账’？”他无言以对。他觉得，“城里人对农村越来越没常识。”
但与10年前相比，他的声音倍显孤独。
三
李昌平正把主要精力放在十几个合作金融试验点上。
他家近旁茶室的小姑娘，都知道这个常来喝铁观音的中年人叫李昌平。这个冬天，他正装修在平谷租下的一处乡间小院，准备在那里度过更多时间。
他说：“北京如果能给我一个户口，去香港去台湾不用回湖北办手续，我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
作为公认的农民代言人，他曾繁忙地出席各种会议、研讨。现在“很少出去开会了。实在没什么新东西。自己走路、跟人聊天，更有收获”。
他现在常读的是邓小平、陈云年谱，注意琢磨他们晚年的表述，从中寻求他们当初对中国走向的判断。“偶尔做做股票，不做长线——了解一下股市。”
他最大的兴趣，是在农村作合作金融的试验。他自己做的试点，在湖北有一个，在河北有一个，在河南有十几个。
他乐于自己干自己的。“找个团队推行我的方法，可能强人所难。”于是他要去村里做试点，就打电话找朋友、找学生、找各种可能感兴趣的人。用大致两个月的时间，启动一个金融合作试点。
李昌平对这样的状态颇为满意，失去符号，也不想要符号。
这个没有符号的人，一边感到“写文章不起什么作用”，一边因为“消极”而对自己有点不满。
10年过去了，李昌平的外表变化不大——他依然是《我向总理说实话》封面上的那个敦实的中年人，甚至没有怎么显老。
他把十几万字的书稿搁置在电脑里，心里明白：今天，农村问题在公共语境中边缘化了，社会价值感更加分散，即使出书，再也不会像10年前引发轰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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