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知识分子与僭主政治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美］马克·里拉著  邓晓菁王笑红译  新星出版社2010年出版

 

 

 

　　周永坤按：推荐的这篇书评及书本该是给大师们看的。中国不缺乏大师——处级以上的文字干部都是大师，不过他们的思想脸谱都是一样的，因此他们不需要读书，只要会“描红”就行了；中国也不需要培养不同脸谱的大师——因为他们会不统一，会惹麻烦，我们追求的是思想统一的大同世界，因此“预备大师”也不需要读书，只要忠诚。如此说来，推荐的东西是没有用了。但是我想，虽然大师在中国与读书无缘，但是良知需要读书，而社会需要良知。在那些号召小学生相互告密的地方，在那些“网络评论员”成为职业的地方，此书更加重要。因为破坏良知，损失的就不只是GDP，而是民族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因此，我还是将它推荐给朋友们。当然，诉诸良知只对有良知者有意义，对于“什么都要——除了脸”的人，此举无疑是对牛弹琴。我相信推荐文及马克·里拉的著作在中国没有几个人会正眼扫一下，姑且当作自恋吧！

 

 

　　很久没有读到这样的好书了，它不但给你学术上的思考，而且还给你人生的启迪，同时又给你审美的愉悦。

 

　　怎样看待学术精英，乃至大师的精神与人格的分裂，一直是困扰着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难题。多年来，我们在对待像周作人这样的人物评价时，往往会出现臧否不一、前后矛盾的怪圈说，将他的学术思想与附逆行为截然分开，看似公允而唯物，殊不知，这种简单的切割是不能还原人物真实的精神世界的。其实，这是世界性的问题，翻开20世纪的人文历史，也许你就会从那些世界顶级的学术大师的精神背影中，看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精神与人格分裂的活剧。新近读到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就是一部描述诸多学术大师难逃柏拉图“叙拉古的诱惑”悲剧命运的好书，真是知识分子醍醐灌顶的警醒之作。尽管此书在2005年11月就有过一个蓝皮本的初版，但是，它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至今读来，并非明日黄花。

 

　　全书分为六章，描述了六个大师级人物的精神与人格的分裂，依次为马丁·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瓦尔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过去，我们在这些大师的思想光环照耀下，被其哲学的命题所魅所惑，丝毫不怀疑这些理论的正确性。但是，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思想深处的另一面却被那众星捧月的一道道光环所遮蔽和笼罩着，只有撕开这一层人格的面具，我们才能对他们的学术思想做一个更加唯物主义的辩证分析，不陷入盲从的境地。

 

　　“诗意的栖居”已经成为20世纪以来上至思想家，下至平民的精神家园追求，而海德格尔自己一生的精神追求却与其背道而驰，无论是在他高蹈的哲学天空中，还是在他在僭主政治的实践中，抑或他的诗意的爱情选择中，海德格尔始终没有走出自己所设置的思想囚笼。

 

　　我以为，本书的第一章是马克·里拉最倾心，也是写得最为精彩的一章，它不但论述了海德格尔学术思想核心的起源与变化，同时还描写了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之间的爱情，以及与雅斯贝尔斯之间的友情。我们既是在读学术著作，又是像在读人物传记，同时更像是在读一些尘封的史料。其实，马克·里拉在论述这三位大师级人物关系时，想厘清和回答的是“在思想家的生活与当代暴政的魅惑中，这三个人如何定位自身的哲学热情”的关键而重大问题。所以，他才以为埃尔贝塔·埃廷格的《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是一部不负责任的书”，马克·里拉要拷问的正是他在其“序言”中所表述的当下知识精英遇到的最最重大的问题——形形色色打着左翼和右翼旗号的政治运动在“整个20世纪被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张开臂膀大加欢迎，正如无数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快转变成传统的暴政，给全球不幸的人们带来灾难。整个世纪欧洲的自由民主被用魔鬼的字眼描绘成僭主的真正家园——资本的、帝国主义的、尊奉资产阶级的(bourgeois　conformity)、‘形而上学的’、‘权力的’甚至是‘语言的’僭主政治。”尤其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才是使知识分子晕头转向、服从僭主政治的蒙汗药！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能够在《存在与时间》中找到共同思想答案的缘由。

 

　　无疑，海德格尔1933年4月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5月加入纳粹党，并非是他思想的突变，而正是印证了他的学术理论支持了他的政治信仰与实践：“在海德格尔卸任校长两年后的1936年，旧日的学生卡尔·洛维特与他邂逅，他别着纳粹的胸章，向自己的学生解释《存在与时间》中的观念是何以激发了他对政治的参与。”在一次次高呼“希特勒万岁”的激情演说中，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存在主义的大师就是这样服膺于僭主政治的心路历程。

 

　　尽管后来的学者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学说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阐释，但是，海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美梦是建立在僭主政治基础之上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尽管“海德格尔认为自己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因此，他令人惊讶地对厄恩斯特·荣格说，如果希特勒能被带来向他道歉，他就会为自己的纳粹历史道歉。”

 

　　请不必惊讶！这是历史的使然。海德格尔的这个要求显然成为被世人诟病的笑柄，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智商难道会低下到如此地步吗？不！那是他在曲意地维护他的学术思想而已：“海德格尔最终断定，纳粹亲手摧毁了国家社会主义‘内在的真理与伟大’，由于没有遵循海德格尔的道路，他们使德国人偏离了与命运的聚合点。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失落了；存在已经隐退，无处可循。剩下的全部就是不断扩展的现代技术和现代政治的精神荒漠。在这样的环境下，真正的思想者所能做的就是回到他的研究中去，打通自己的思想，平静地属于自己的新弥赛亚时代的到来。”其实，新的“复国主义”时代也好，新的“救世主”时代也好，这对于战后的海德格尔来说，那只不过是个幻象而已，用迈斯特·埃克哈特的话来形容他的心境——只想“平静地遁世”，是再也恰当不过的了。因为他知道，谁也拯救不了他被玷污的灵魂，包括他自己，所以，他才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唯有神才能拯救我们。”

 

　　我们能够原谅一个学术大师在政治实践中的种种浅薄行为吗？当海德格尔接受纳粹胸章时，当他高呼“希特勒万岁”时，当他告发自己的学生时，甚至当他出卖自己的爱情时，我们是否可以轻轻地抹去这些历史的尘埃，就孤零零地去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吗！就能用像雅斯贝尔斯那样只沉湎于昔日的友情而说出的暧昧之语：“海德格尔不谙政治，更像是一个不小心将手指插入历史车轮的儿童。”

 

　　写到此，我仿佛看到了中国“文革”的一幕，那许许多多当时像海德格尔那样为僭主政治狂热鼓与呼的青年，他们如今竟然坐在中国文化的圣坛上，以文化大师的名义仍然去向大众灌输僭主政治的道义；同样，在复杂的文化语境下，层出不穷的新的年轻的左翼思想大师也在为僭主政治振臂高呼，真可谓一代代傍着西方思想大师的肩膀前进的人们已经成为学术的主流，那些吹气式的思想大师在中国贫瘠的思想土壤上不断衍生，我不知道是否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但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难道我们这个“盛世”的时代连二战时期的知识分子的觉悟都没有吗？！

 

　　请大家读一读《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这本书吧！你尽管可以不同意作者的许多观点，但是你却可以从这些大师的身上看到我国知识分子形形色色的面影，也可以看到自我灵魂的折射。尤其可以在福柯和德里达这样时髦的思想大师身上读懂中国知识分子在搬用和套用其理论资源时所一起吞噬下去的精神鸦片！

 

我们究竟为僭主政治做了些什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