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中国模式”是最新一轮的批判抵制“西化” >> 阅读
“中国模式”是最新一轮的批判抵制“西化”
1990年代中期以来，群体事件逐年增多。1993年8700起，1999年3.2万起，2000年5万起，2003年5.8万起，2004年骤升到7.4万起，2005年8.6万起，2006年达到9万起，2008年超过10万起。最近两年没有公布统计数据，但贵州瓮安事件、陕西陇南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安徽马鞍山事件等规模大影响广的事件都是最近两年发生的。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性事件约占全部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75％以上。社会出现了不稳定，政府就致力于“维稳”。2009年中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总金额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超过国防开支，相当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的2.6倍，和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支出相接近（海涛：《政府维稳陷“越维越不稳”怪圈》，2010年4月19日《中国青年报》）。政府花这么多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和打击老百姓到北京上访。控制上访是中央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项指标，“截访”就成了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地方政府没有这么大的精力，私人办的“保安公司”就应运而生。北京的安元鼎保安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安元鼎保安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签订合同，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他们对访民施以暴力，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恶名昭著安元鼎，却得到了官方的高度认可。2007年，他们获得了由12家单位联合授予的中国保安服务“十大影响力品牌”；2008年又被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评选为“A级安保企业”。
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被国家吞噬。权力市场经济，继续扩大政府的权威，社会继续被压缩在政府权力之下。一个没有“社会”只有政府的国度，政府直接面对百姓，是一个刚性而脆弱的国度，也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度。不进行政治改革，用政府的力量来“维稳”是舍本逐末之举，其效果当然适得其反。
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持续。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直接原因一是劳动者的权利得不到保证，因而劳动力价格低下；二是政府控制下的资源价格过低；三是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四是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
由于劳动者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太低，（白重恩、钱震杰：《我国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下滑》，人民网，2010-1-2。）低劳动力价格不可持续。由于资源过度开采，资源低价格也不可持续。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指出，全世界空气最污浊的20个城市，中国占16个；中国河流的污染已到了可怕的程度，有70％Pl上的江河湖泊和90％以上的城市地下水遭到污染。中国九大湖泊有七个严重污染（世界银行报告——《中国污染代价》CostofPollu-tion1nChina，中文被删节）。环境问题已经成为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刚性约束。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不可持续。目前人民币币值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结果是出口企业利润下降；对内贬值的后果是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里外夹攻，出口企业无法生存。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变增长方式是很难的。增长方式不变，增长速度就要下降。一旦增长速度下降，失业率就会提高，企业亏损面就会扩大。目前又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通货膨胀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货币太多，二是工资上涨。1992年后，中国每年以超过23％的增长速度印刷货币。2008-2009年，全球五大货币M2同比增长了8.38％，而人民币M2增幅却高达27.59％。2009年放出了9.6万亿的天量贷款，同比几乎增长一倍（金岩石：《通胀“功不可没”》，载《改革内参》2010年第23期）。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的趋势难以避免。
与“土地财政”相关的房地产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一次又一次反抗“暴力拆迁”的弱者自焚表明，权力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少数人靠权力致富和多数无权者被剥夺的基础上的，已经把老百姓逼到以死相抗的地步。再持续下去是很危险的。
与“中国模式”对现状的全面肯定相反，我在这里揭示了当前的种种危机。这些危机说明，所谓“中国模式”（即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称为权力市场经济）已经走入了困境。合乎逻辑的出路就是建立“宪政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是中国的仁人志士百余年的追求，它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能够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由于当今的资本是附庸权力的，在驾驭资本和制衡权力两个方面，制衡权力当然是主要的一面。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
新一轮反“西化”之争
“中国模式”是最新一轮的对“西化”的批判抵制。潘维反对“迷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拆掉故宫建白宫”。其实，对“西化”的批判由来已久。
为了挽救晚清危局，一些有眼光的人提出向西方学习，并且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为了防止西方文化解构晚清的专制制度，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坚持“体”（即专制政治制度）的不变，是当时的一项基本政治原则。“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更加激烈地批判中国皇权专制的政治传统，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同时也出现了以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名义反对“西化”的力量。此后，学习西方和反对“西化”的争论持续不断。反对“西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其共同点都是为了维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从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在体制层面和文化层面上坚持中国的传统。这对于全面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来说是个进步。洋务运动的失败，说明这条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和“中体西用”相对立的是“西化”（包括“欧化”、“新化”的提法），他们批评洋务派仅仅是“变事而已，非变法也”，主张在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上也学习西方。长期以来，“西化”和反对“西化”各执一端的争论不休。到上世纪30年代，又出现了“中国本位论”和“全盘西化”之争。“中国本位论”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授意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写的一篇文章中提的。其本意是维护蒋介石政权及其思想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有保住清朝的“体”，“中国本位论”也没有保住蒋介石的“本位”。为什么在“西化”和反对“西化”的一轮又一轮的争论中，保守的一方总是失败呢？这是因为，反对“西化”的种种理论常常被执政当局作为维护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工具，特别是用来反对民主、维护专政的理论工具。著名哲学家艾思奇1940年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一个特殊传统。它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杀人类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走自己的路。”（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载1940年2月延安《中国文化》。）
从清末到“五四”，反对“西化”的一方实际是要坚持“孔化”。那时的争论是“西化”和“孔化”之争。西方文化早就分裂出马克思主义，并且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苏联政治体制。所以，“西化”有“苏联式西化”和“欧美式西化”；“孔化”近代也分裂为传统儒学和现代儒学等多种派别。到20世纪中期，“苏联式西化”在中国占了统治地位。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一种西方文化（马列主义）打倒了，另一种西方文化（欧美式）被推到了对立面。在“苏联式西化”的过程中，倒真有一点“全盘西化”的味道。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当成封建糟粕，不停地批判孔孟之道，批判“道德继承论”，提倡“厚今薄古”（即厚马列主义之今，薄中国传统文化之古），照搬苏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苏联的教材搬进了中国的学校，连苏联的一些名词也不加翻译地拿过来了，“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等等。在大陆真正搞“全盘苏化”的时候，台湾反其道而行之，大力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直到今天，台湾比大陆更有“中国特色”。
邓小平曾经对波兰前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苏联模式也不是很成功的。”（邓小平：《根据本国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29日，载《建设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二版，第144－145页。）1980年代中期，出现了新一轮“西化”和反对“西化”之争。这时反对“西化”的一方实际是坚持“苏联式西化”。在跨世纪年代，不是用西方文明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而是用现代民主制度代替“苏联式西化”的问题。改革3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上已经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体制还坚持苏联模式，从而使中国陷入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困境。俄国已经抛弃了苏联模式，“中国模式”论者，还珍惜人家已经抛弃的“弊帚”，再一次弹起反“西化”的高调，极力维护现存的政治体制，真是有点荒唐。今天的“中国模式”论既保卫“苏联式西化”，又保卫历次反“西化”论者坚持“孔化”。“中国模式”论者所掀起的反“西化”，只不过是近百年来反“西化”的一波新浪花。在尖锐的社会矛盾强烈呼唤政治改革的时候，在中国人十分渴望民主的时候，这一朵小浪花，能够阻挡中国民主化的巨浪吗？分享按钮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分享按钮分享到凤凰微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