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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是最新一轮的批判抵制“西化”
综上所述，一些中外学者近年宣扬的“中国模式”包括几个要点：一，肯定和赞扬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二，肯定和赞扬改革前的30年；三，主张中央集权和“大政府”，肯定“威权体制”；四，排斥现代民主制度，否定普世价值；五，否定“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皇权专制的批判，掀起了最新一轮尊孔读经高潮。
既然肯定和赞扬现行的政治体制，就没有必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既然肯定和赞扬改革前的30年，30年的改革也就多此一举。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传统的否定，在某些个别问题上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但“五四运动”对皇权专制的批判是真正的、必不可少的启蒙。否定“五四运动”以来的启蒙是历史的倒退。“中国模式”论者把中国近30年的经济成就归功于权威政府，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政府更有权威，为什么经济没有出现奇迹？而近30年经济奇迹恰恰是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多年被压抑的社会活力得到了空前的进发。“中国模式”论者主张集权政治。集权政治的成败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远见和品德。柏拉图“理想国”的国王是全智的哲学家，但人性的弱点不可能保证每一位执政者都是“哲王”。所以，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国家具有不确定性。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否定了他老师的意见。柏拉图晚年也走出了“理想国”。在亚里士多德以后，在某些国度曾多次出现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但随着时代的演进，这样的政治制度逐渐式微，选择民主制度的国家越来越多，选择专制的国家越来越少。现代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虽然它有不少缺点，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中国模式”完全否定了现代民主制度，而拿出的替代品却是集权政治制度，显然是不高明的。
从今天对“中国模式”的歌颂，我想起了上世纪30年代一些西方著名学者对前苏联的歌颂。那时的背景是西方面临经济危机，而前苏联却“一枝独秀”。今天，西方又面临经济危机，中国又是“一枝独秀”。历史已经证明，当年歌颂前苏联的那些学者犯了历史短视症，但愿今天的学者，不要步他们的后尘。
权力市场经济不可持续
改革30年来，不仅经济飞速发展，政治上也有明显的进步。政治进步表现在以下方面：1.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各类人政治上一律平等；3.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4.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数”到集体负责制；5.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6.抛弃了、搁置了乌托邦式的理想，追求现实利益；7.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8.对世界局势的评估发生了变化，用“和平发展的时代”取代“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停止了“反帝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过去紧张的国际关系也大有改善。
但是，中国的现状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民众对国事的参与程度很低；民意表达渠道很不通畅；对政治权力的制衡力量微弱；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司法不能独立；新闻没有自由。中国目前还是威权政治体制。
“中国模式”全面肯定了中国的现状。而中国的现状就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这种模式已经蜕变为“权力市场经济”。
在“权力市场经济”模式里，国家行政权力控制市场运行、参与市场交易。权力可以变成商品，进而变成资本；资本也可以收买公共权力为其谋利。权力和资本共同垄断和霸占重要社会资源。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们很难通过勤劳和智慧来获得财富和提高社会地位。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当今一切罪恶的渊薮。今日中国公共权力的腐败已经超过社会能够忍受的限度，成为全民感到剧痛的社会癌症。
有人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概括上述社会现象。我认为这个说法不确切。第一，“资本主义”这个说法早期在学界对它没有定论，直到20世纪之初才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而什么是“社会主义”至今也没有定论。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权贵资本主义”回避了公共权力的责任。而造成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公共权力参与市场和控制市场。所以，我认为用“权力市场经济”比较贴切。
权力市场经济必然产生“寻租”（rentseeking）。“寻租”就是寻求“租金”的活动。什么是“租金”？现代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租金”是指由于缺乏供给弹性的差价收入。供给弹性的缺乏是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抑制了竞争，从而扩大了供求差额。通俗地说，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增加官员的干预权力，使得接近权力的人能够得到或占有“租金”的特权。经营者为了寻求租金，向官员行贿；从租金中得到利益的官员，又力求保持原有租金制度和设立新的租金制度。这样由“寻租”到“设租”，就产生了一个贪污腐败蔓延、因果相关的恶性循环。
垄断是权力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垄断不仅扭曲了市场，也产生特权。当今的垄断主体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中央直属国有大型企业代替原有的政府工业部门进行垄断。它们获得优质资源的垄断权，如石油、电信、烟草、煤炭、航空、铁路、电力、金融、保险等。它们利用廉价的资源、资金和政府优惠政策，取得垄断利润，可以决定企业的利润分配和员工工资。他们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个高利润领域。而对民营企业却是排斥、控制和吞并。处于行政垄断地位的企业出于自身利益。通过种种形式迫使国家出台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国有企业的高管和政府官员是可以互换的，今天是政府的部长，明天可能是某大企业的董事长。而这些可以互换的高管，相当一部分是高干子弟或者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所以，今日的国有企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权贵阶层的俱乐部，是权贵者的分利集团。
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有公平交易。在这种制度下，权力至上，权力崇拜，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权力等级上。权力中心就像黑洞一样吸收社会财富。在不同权力等级上的人，不可能平等交易。有权的人和没权的人交易，权大的和权小的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甚至前者任意宰割后者。
寻租，垄断，不公平交易，必然扩大贫富差距。一边是拥有数亿、数十亿甚至上百亿财产的超级富豪，一边是大量的贫困人口。2009年中国政府将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合二为一，贫困线定为年收入1067元，约为150美元，2009年，提高到每人每年1196元，约170美元，平均每天0.46美元。按这个标准，2009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597.1万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2010年9月26日）。按联合国每人每日1.25美元（38美元每个月）贫困标准计算有多少贫困人口呢？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温家宝：《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2010年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讲话）。专家们计算的结果高于温家宝总理的这个数字。因为联合国这1.25美元指的是每天的食品消费量，而中国的贫困线是日收入。
权力市场经济使社会不公正。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基本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权力市场经济使阶层固化。社会流动使处于底层的人们有上升的希望，可以缓和社会矛盾；社会固化，底层没有希望，社会矛盾就会尖锐。改革开放的前15年，中国社会流动很快，其中，后致性因素（主要是个人努力）的作用大于先致性因素（家庭的社会地位）。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后致性因素的作用减弱，社会阶层开始固化。过去通过上学来改变社会地位，现在没有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阶层固化不仅仅是上等阶层的阻止，还形成了一种利益机制：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一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一拉拢干部子弟，让干部子弟升官发财一让干部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接近权力中心的干部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坐在家里，也会有人把“乌纱帽”送到手上。这种利益机制造成了社会地位的世袭。
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势群体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从而使社会更不公平。那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很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出台就相当快。最典型的是住房改革和公车改革。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在这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和中央部委盖了大量的豪宅，以“经济适用房”（低收入家庭才有资格买）的价格卖给公务员。这种变相福利分房的情况在全国有些地方比北京更为严重（杨继绳：《住房改革的由来和现状》，《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1990年代后期有350万辆公务用车，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科研、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1998年国家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十多年没有丝毫进展。2007年全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221755辆，一辆公务用车一年费用需要20万元（购置费折旧、维修费、油费、司机工资福利等），全国为此消耗超万亿元，全国13亿人，每人平均承担公车费用798.7元（卞保武：《昂贵的官轿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编《改革要情参阅》第6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2页）。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权力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的现状是：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当今中国面临两大矛盾：劳资矛盾和官民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被驾驭的资本。“仇官”和“仇富”的社会心理也由此而生。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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