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员的贪腐与“救赎”

 

 

清代官员之贪腐，有一大特色，那就是“陋规”。学者韦庆远有长文论之，甚为精详。所谓“陋规”，也就是清代各级衙署官吏收纳或致送的一定钱物，属于常行例规，额外巴结或针对某事单独勾兑的贿赂并不在内。“陋规”有时合法，有时半合法，有时也被朝廷“明令禁止”（如雍正时期），但在有清一代，从未被真正铲除。“陋规”中人，犹如一群政治畸形儿，彼此心照不宣、上下其手，游荡在赤县神州，润滑于各级衙署。

 

中央官员收取的“陋规”，大体有两种：一是接受地方官员以各种名目的馈赠。当时地方政府没有驻京办，多是以私人名义相馈赠，比如冬日有炭敬，夏日有冰敬，实质功能则与今日驻京办之勾兑异曲同工。二是中央一级的衙署办理地方事务时勒收的额外费用，称作“部费”。地方官员向中央部门申报待报销经费，或上报待批办的政务或案件时，都必须同时奉上额外费用，供中央官员私分。

 

地方官员则处于“陋规”的中间环节，既向下一级官员收取“陋规”，又向上一级官员致送“陋规”。其名目更加繁复，诸如钱粮征收、词讼刑名、盐政、河道、漕运、海关、陆卡、督学，乃至宴席修禊、生子死人，都有“陋规”。在某些富裕省份，“陋规”金额之高，令人咋舌。譬如光绪间黄体芳的一封奏折中就揭发，广东新任督抚到粤，太平关照例馈银10万两，海关、运司也各送5万两。这红包不可谓不巨。

 

不止封疆大吏常处“陋规”中，普通胥吏也一样。韦庆远说，“凡一衙一署一岸一场一关一官一吏一役，不论职权高低大小，只要稍涉权力，亦必陋归是求”，就像我们今天常说的“有共产党员处，就有贪腐”，确凿不诬。

 

“陋规”之负担，貌似出于官吏，实则出自黎民。省级官署承担的，则摊派于府、州、县；后者当然不会当活雷锋，又以加捐、派税、加耗、浮收等方式倍取于民。于是自上而下，累层递进，最终形成一个巨大而强韧的贪腐网络。

 

有时朝廷也要“反腐倡廉”，基层官员常是率先被开刀对象。有些还没喊出什么声音就被处理了，有些则情急反噬。雍正时期，山东一个朱姓知县被指控贪婪亏空，他就交出自己任内20多年馈送各级上司陋规的账目明细，导致多人被惩。道光时期，四川犍为另一个朱姓官员，被控亏短9万多两白银，他不服气，扬言将赴京具控，要遭大家一起遭。结果时任川督的琦善出面，一边吓唬老朱，一边要各级官员曾收取老朱陋规者，多少吐点出来，集腋成裘，共度难关，居然摆平此案。我不由想起几年前也是四川犍为的一个田姓官员的事迹。此人曾任犍为县委书记，因经济犯罪问题被双归后，据说一下午就供了50多个人出来，事无大小都说，连送DVD都交代，以至于办案人员不无尴尬地说：“老田，5000元以下的就先不忙交代了嘛。”此人最终虽未脱罪，但以数千万的贪贿金额，只判了死缓。

 

说回来，有清一代纯粹因“陋规”而获刑的官员并不多，但在收取陋规之余仍贪赃枉法的官员，就有不少获刑的了。据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牛创平统计，在清代268年当中，涉及一、二品官员，大约也就是今日之副部级以上官员的经济犯罪案件共有108件，案中被判刑的一、二品官员共有157人，其中死刑立决的68人，斩、绞监候也即死缓的47人，其他刑事处分的42人。

 

在获刑事处分之外，还有大量官员因经济问题而被革职。有趣的是，他们常常能依靠向皇帝老儿行贿而得到复出机会。学者牟润孙《论乾隆时期的贪污》、《论清王朝富盛时期的内帑》两文，就细致地揭发了此种现象。官员秘密交罚款赎罪，盛于乾隆时期。他们私下交纳的巨额罚款，少部分用于公共事业如河工等，大部分则纳入内务府，进入皇帝的小金库。值得注意的是，这与夺俸的性质不一样，前者是私人向皇帝的秘密行贿，而后者是公开的行政处罚。牟润孙先生的论文对此点略有误会。

 

乾隆朝密记档记载大臣李质颖的一封奏折，称因在浙江巡抚任内未参某获罪大臣而愿罚银十万两，在粤海关任内奏事错误愿罚银2万两，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倒霉事，总计愿罚银25万6千余两。他要求以分期付款的形式按揭还罪，获得了乾隆的许可。在每年支付1.5-2万两赎罪银的同时，李质颖依旧可以做官。而以其为官的公开年收入来算，李很难支付此笔巨款，则其不得不变本加厉通过另外渠道敛财，也可想而知。

 

在私下向皇帝行贿以赎罪之外，被革职的清代官员还可以通过公开“捐复”的形式复出。学者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一书考论甚详。凡革职离任官员，其原来的官职等级、头衔、花翎都可捐复。有些甚至可以捐得比原先等级更高的官衔，只是不得补用而已。据陆陇其日记，在康熙年间人们还以捐复为耻，不好意思公开谈说。而许大龄指出，在乾隆之后，捐复被制度化，成为常捐，“捐复一项，几等恒河沙数，人皆视作固然，不以为耻矣”。

 

以今日政治观之，则清明程度直追康熙年间，而远胜乾隆时期。其一，当今引咎辞职或被免职之官员复出，大多不好意思让人知道，甚至有关部门会要求媒体不得报道，譬如因三聚氰胺奶粉而辞职的前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近日复出担任全国扫黄打非小组专职副组长，就是如此。其二，当今引咎辞职或被免职之官员复出，未闻有公开捐复之例，也就是说很可能不靠“硬通货”而靠“软实力”复出，似仍残存一二羞耻之心，令人赞叹。

 

说回来，清代的贪腐，既是制度性的，又是习俗性的，因此直到其覆灭，都没能得到有效解决。官吏们既可以在制度弹性允许范围内依靠“陋规”谋财，而一旦其贪腐行为超出制度弹性范围之外，只要不被斩立决，还大可以靠给皇帝秘密行贿或公开捐复来取得免罪、复职、复出的机会。其贪腐成本，可谓相当低廉，而其所取之目，又是极为巨大。章学诚对此曾浩叹说：“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餐箪馈。”章老夫子若起于地下，也许会觉得今日之中国相当眼熟，特别是如果他看到这样的新闻的话：近30年外逃的4000多名中国官员，人均卷款近1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