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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

作者:遇罗文 来源:百度空间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27日 点击数: ( 字体: )

老韩不怎么多说残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来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惨死在那天晚上。
 
    老韩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队,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仨人都在上中学。她家还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因为穷,四岁时送给了本公社北贺大队的一户人家。那家虽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贺村文明些,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韩的姑父叫韩宗信,地主出身。他从小离开家,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投降,55年回乡,有罗荣桓元帅签发的“起义证书”。韩宗信把“证书”悬挂在屋内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儿保护。“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有人检举韩宗信藏了枪,把他拘留了几十天,被害前几天才将他释放。
 
    830,老韩听说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们全家的死讯。
 
    改革开放以后“落实政策”,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儿一千八百块钱,算是偿还当初没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动产。
 
    偿还如此少的钱,难免让我感到吃惊,韩夫人却感慨地说:“能得到这点儿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队想给都没处给。”
 
    人总爱有因果报应的善良愿望。我禁不住脱口而出:“这些作恶的人,没有得到报应么?”
 
    老韩说:“有什么报应?主谋高福兴、胡德福也只是关了几年就放了,‘九人小组’里的其他人,该当干部还当干部,没听说谁受到处分。死了的人,连家属都没剩,谁替他们喊冤?!”
 
    韩夫人说:“反正好几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庄来,怕给宰了。”可惜,这种报应未必报到了作恶人的身上(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三、“革命行动”: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来到大辛庄。
 
    大辛庄是个很大的村子,根据当年成立的生产合作社,划分成四个大队,分别是黎明、红升、昕生、中心,名称也是延续合作社的名称。四个大队的村民住房已经连成一片,没有明显的界限。
 
    我要采访的人叫李福荣,住在红升大队,紧挨着黎明大队。老李今年70岁,49年以后就当队干部,四清时罢掉了他的大队书记职务,73年才给予恢复,80年辞去书记职务。
 
    这天是个混沌天气,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指数是500,空气质量是污染程度非常严重的5级。
 
    走进大辛庄的主要街道,俨然是个繁华的小镇。乡政府、医院、学校的大楼十分醒目,几个商店花花绿绿,路两旁是一个挨一个的摊商。尽管类似的小街经常遇到,但是我走在这里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假如现在是33年前的那天,这该是一条多么恐怖的街道,人们还会是现在的这种表情吗?
 
    老李虽然70岁了,却还很健谈,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诉我,在8月31日那天,仅仅大辛庄这四个大队,就被杀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是不会走路的婴儿。
 
    四个大队之中,黎明杀了六十余个,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余个;红升行动慢一些,刚杀死两个人,其余尚未来得及屠杀。
 
    91上午,大兴县付县长刘英武、付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这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91还在杀,这两个大队共杀了二十多人。
 
    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来看,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组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从县委派人制止杀人来看,起码组织者不是县委或县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势来看,说话比县委更硬气的是“公安”和刚刚夺了权的“文革领导小组”(或叫别的名字)。从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点(天堂河劳教农场)来看,屠杀指示从公安系统发出来的可能性最大,这与谢富治的讲话也正好吻合。
 
    县委出面制止屠杀,并不是县委有多大权力,当时各级党委已经处于“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顾尚且不暇,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阻碍过左的“革命行动”?据传闻,此事惊动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了话,命令停止屠杀。作为执政者来说,自己的“太子”、“衙内”们杀些人,他们是容忍的,农村的平头百姓们也肆无忌惮地杀人,他们还不好接受。万一引起动乱怎么办?起码国际影响也不好吧,尤其事情发生在北京。9月5日,两报一刊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
 
    这篇社论对于制止滥杀无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为执掌生杀大权的人物,是毛泽东、林彪及其怂恿的红卫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泽东划定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况且这种压迫、敌视、屠杀行为,从49年以来就建立了,59、61年又两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低人一等的“贱民”阶级。“老红卫兵”从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观事实,都是“一个阶级应该压迫另一个阶级”这一套暴力主张,迫害以至处死“阶级敌人”及其后代,他们认为理所当然。所以,9月1日以后,虽然大兴县的集体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各种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层出不穷,且愈演愈烈。
 
    就在大兴屠杀之后,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还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在这种情况下,大兴屠杀根本不可能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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