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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
大兴县有十三个公社进行了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在那里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胡德福，这两个人还活着，据说在县城还开着店铺。我最先想找的是他们，如果顺利的话，从他们那里能知道又是谁指挥的他们、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机。
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兴的弟弟，却不料碰了钉子，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上级”禁止他再向别人提供屠杀事件的史实。
好在事件本身是无法保密的，通过对许多事实的了解，幕后的活动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义，在于挖掘这种恶性事件的根源，知道为什么发生，才能避免再发生。
大兴屠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区的红卫兵暴力和杀戮。
如果以66年5 月16日作为“文革”的起点，六月初，中学里就出现了充满暴力色彩的“红卫兵”组织，后来人称其为“老红卫兵”。他们的组织原则就是必须具有较高权势的出身。“红卫兵”留给历史两个口号和极不光彩的行为：
两个口号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不齿于人类的行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却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已经被无端压迫多年的弱者。
“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开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 他们的职责，似乎就是无情地揪出新“黑帮”、毁坏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压迫甚至于处死“黑七类”（在“黑五类”基础加上资本家、“黑帮分子”）。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818”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愚昧、偏见加上无限制的权力，使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
所谓的“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还要伴随着“打人”，更是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 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 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主”，据说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这个“房产主”被打死。这一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
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
南宫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过道台，家里储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红卫兵”强迫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过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说，比险些丧命的挨打都要难受得多。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并且这股杀人邪气迅速辐射流传到了北京郊区各县，包括大兴县。
二、“831
”事件：杀尽“黑五类”分子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驱车来到距京城四十多公里的大兴县大辛庄乡西白疃村。经朋友介绍，我要采访韩玉春老汉。
老韩今年六十多岁，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年，是西白疃大队的书记，他的年龄和处境，应该对那个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离大辛庄村四公里，大辛庄所发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数相邻的村民了。
果然，老韩夫妇听说我是来了解“文革”那段惨案的，热情而详细地讲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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