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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文革灭绝人性的人吃人事件
广西文革武斗大屠杀背景
柳州地区有两个县，因载入史册而世界闻名，一个是大跃进因放出“亩产十三万斤”粮食的大卫星而造成大饥荒饿死人的环江县，另一个就是文革期间发生大规模吃人肉惨绝人寰事件的武宣县。
1967年4月19日，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发表“四·一九”声明的大字报后，广西各群众组织大联合后分裂为两大派：“联指”（南宁联指，柳州联指，柳州铁路局钢联指，桂林联指）和“4·22”（南宁4·22，柳州造反大军，柳州铁路局工机联，桂林老乡）。
“联指”是支韦（韦国清，广西区党委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打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的保皇派。“4·22”则是支伍反韦的造反派。
“4·22”主要是由青年学生，市民，工人，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联指”则与新旧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者名义上是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联指”拥有现实当权者以及军队和几乎整个县乡政权及组织的支持。
随著解放军“支左”介入实行军管，支持联指“坐大”。1967年秋冬，“联指”开始在广西各地成批屠杀“4·22”。八桂大地到处出现乱抓、乱斗、乱杀“4·22”的红色恐怖。发生在广西各地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野蛮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大屠杀概况
文革中广西大屠杀，就是“保皇派”的“联指”对“造反派”的“4·22”和同情“4·22”的群众以及无辜的“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屠杀，是以“革命”的名义的屠杀。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地区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他们自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少数派枣“4·22”当成“反革命”“土匪”“右派翻天”进行镇压。广西大屠杀始于1967年秋冬，到1968年8月达至顶峰，其屠杀规模之大（被杀者达十万之众）。杀人手段之残忍（剖腹挖肝吃人肉）在全国皆首屈一指。
1967年年底玉林“4·22”的“福绵事件”后，1968年1月4日玉林“4·22”数百人到玉林军分区门口，召开“反围剿、反迫害、反屠杀”大会，并静坐六天六夜。
1967年秋冬，钦州地区的灵山县“联指”的“飞虎队”在五个公社成批屠杀灵山“革联”（即4·22群众）。1968年1月18日灵山“革联”控诉团200多人第二次到首府南宁广西军区控诉灵山“联指”乱杀人的罪行，但广西军区对灵山“联指”“飞虎队”乱杀人命听而不闻，，没有采取制止措施，甚至纵容“联指”对“4·22”的屠杀。因此，控诉团静坐广西军区政治部大楼前数天不走。
1月20日广西“工总”和河池地区部份群众400多人来到广西军区请愿，声援灵山“革联”控诉团，揭发各地“联指”屠杀无辜群众的罪行，抗议谴责广西军区以“支左”之名，行支一派压一派之实。
广西军区不但提供武器，在各地怂恿和鼓励“联指”对“4·22”进行武装围剿，而且还命令“4·22”放下武器，束手待毙。
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柳州铁路局工机联“4·22”《红卫兵战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枣评“倒旗协议”（作者肖晋云，因写作此文，1968年3月31日在柳州被官方逮捕），号召反对缴枪，试图武装自卫。
而广西当权派控制的《广西日报》则发表社论：今日的“哥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4月9日，《广西联指报》在一版发表社论：向“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公开叫嚣：韦老爷（韦国清）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向“阶级敌人”主动地不停顿地发起猛死的攻击，向“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
遍及全广西的大屠杀如水银泻地，无远弗届，连边远山区，穷乡僻壤都未能幸免。
广西大屠杀又分为196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两次高潮，上半年各地以成立革委会，“刮12级台风”为第一波高潮，下半年则以“七·三”布告的颁发，掀起第二波屠杀狂潮。
中共广西区政党办公室编印的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对1968年那场大屠杀，有这么一段总结概述。（被屠杀者的统计数字，仅仅是有案可查的众多失踪者，至今生死不明，不在此统计数据内）那一个又一个有体温有笑容的具体生动的生命被抽象化为一组组冷漠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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