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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血的回忆:记文革“红八月”

作者:章立凡 来源:嗨!历史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22日 点击数: ( 字体: )

 
 
  一年后工程师携女儿从云南来看我和母亲。据他说,家难发生后,接到司徒家的亲戚(著名画家司徒乔之弟妇)来信,方赶来接走女儿。这次是专程来解决遗留问题,他已经找到了当年的红卫兵、民警以及有关单位,但问题没有解决。
 
  “文革”结束后,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来信,说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约在北海公园前门见面。我一时竟搞不清来信人是谁,如约前往,方知是张洁凤的女儿和丈夫。女孩已长成少女,大人则更加苍老。劫后重逢,望着相依为命活到如今的一老一小,如同恶梦醒来,良久竟相对无语。
 
  得知张洁凤仍未落实政策,我帮忙出了些主意,起草书信向统战部和侨务部门申诉。张洁凤毕竟是知名人士眷属,终于发还财产、配给住房,给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从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远不能复生。
 
  张洁凤在海外洪门中,肯定够得上 “祖师奶”级的辈分,敢于冒犯她的人,难免不落个装进麻袋、沉到水底“种荷花”的下场。她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做一名幸福的普通女人,然而伟大时代竟不容热爱生活的小女子活下去,她为爱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不知道,那些置人死地的民警、街道干部和红卫兵们,今生能否摆脱良心的折磨?我无法想象,一名眼看着母亲被活活打死的六岁女孩,心灵上创伤能否愈合?我很想知道,张洁凤弥留之际,想对至亲至爱的女儿和丈夫说些什么?
 
  母女携手,化蝶双飞
 
母亲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有几位要好的女同学,其中一位名叫张为璇,我称她为张阿姨,她的女儿刘小迁,是我幼年的玩伴。张阿姨戴着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是一位胖胖的、和蔼可亲的知识妇女,一口吴侬软语。她也是个普通人,但其父张一麐却大大有名。
 
张老先生曾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但因反对袁氏称帝,几与袁氏割席,被从大总统府秘书兼政事堂机要局长的职务上调离。晚年老先生定居苏州,父亲因“七君子案”被捕入狱后在苏州关押,他与李根源、陶家瑶等苏州耆宿,都曾予以声援和关照。“七君子”出狱时,老先生也是保人之一。“八一三事变”后,他与李根源、马相伯等组织“老子军”,誓死抗敌。抗战期间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素以持论公正著称,受到周恩来的尊敬。
 
  张阿姨家道殷实,夫君刘先生是一位工程师。女儿刘小迁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小我一岁,曾与我在幼儿园同学,常在一起玩“过家家”游戏,我当“爸爸”,她当“妈妈”,女儿自然是洋娃娃。小孩子还不懂得“家庭”是怎么回事,有一次到张阿姨家玩,我曾正式宣布将来要与小迁妹妹结婚,被母亲当场训斥,闹了个大红脸。
 
  后来刘先生工作调动到邯郸,而北京市要将“复杂分子”通通清走,将伟大首都搞成“水晶城”,不允许张阿姨继续居留。于是她听从我母亲的建议,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母女获准移居苏州老家。小迁那时已是个身材高挑的少女,走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张阿姨与母亲保持着通讯联系,“文革”爆发后,人人自顾不暇,音问中断。不久伟大领袖支持革命师生搞“大串联”,我因为“出身”不好,一直拖到1966年11月,才到学校“革委会”开出一份介绍信,揣上父亲给的二十元钱,挤上比沙丁鱼罐头还要憋闷的火车南下。
 
  行前父亲要我去一下苏州,看望他的老朋友周瘦鹃;母亲则嘱咐一定要去看张阿姨,然后到上海看望舅舅以及她的另外两位同学。 在苏州下车,住进“革命师生接待站”后,立即梳洗一翻,准备去张阿姨家。我那时已处在模模糊糊的青春萌动期,想起马上要见到小迁妹妹,不知她如今出落成何等俏模样,心情多少有些兴奋。
 
  张阿姨家原住在苏州城内吴殿直巷,老宅早已易主。她给母亲的信,都注明“苏州富郎中巷××号顾乃文转”,顾氏为当地名医,与张家是世交,张阿姨回乡定居,便成为顾家房客。到达观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时,天色已晚,我立在一座黑漆大门前怔住了——门上贴着红卫兵的大封条。
 
  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听,孰料她竟嗲声嗲气爆出一条惊人信息:“顾——乃——文?——他死嘞!”我心知不好,赶快解释是找顾家房客。经一位好心邻居指点,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里找到了张阿姨,但不见小迁,据说是随学校参加学农劳动去了。
 
  顾氏为姑苏世家,宅第中亭台楼阁,曲径回廊,当然是抄家的重点对象。他不堪斗打侮辱,跳楼自杀了。张阿姨虽是房客,但因为家中陈设讲究,又是名人之后,连带着也遭抄没,如今已是家徒四壁。张阿姨做了蛋炒饭给我充饥。她现在全靠丈夫寄来的工资,维持母女生活。谈起北京家中情况,我据实相告,她说人活着就好。张阿姨谈吐乐观,我觉得可以放心向母亲复命了,不过没能见到小迁,心中多少有些惆怅 。
 
  我在苏州打听周瘦鹃下落,很快得知这位鸳鸯蝴蝶派作家兼盆景名家,当红卫兵摧毁了他呕心沥血培育的盆景之后,便殉了那些至美灵物,在自家花园投井自尽,落了个“人琴俱亡”的结局。
 
  上海的舅舅平安,但母亲的两位同学皆遭抄家。行至杭州,“革命师生接待站”设在“南屏晚钟”的净慈佛院大殿里,庄严佛像已荡然无存,仅发现一尊雕工精美的汉白玉观音,横倒在后院的山坡上,但已经没有了头。接待站的伙食很好,但每天烧饭的燃料,是一箩筐接一箩筐的佛经雕版……。到南昌后我无心再走,折回首都。
 
  张阿姨与母亲的通讯时断时续,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1968年,突然消息全无。母亲得到一个不确切的传闻:张阿姨和小迁一同上吊自杀,但始终不肯相信。她们既不是“黑五类”更不是当权派,没有必死的理由。
 
  “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寻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亲友。我在董竹君、许宝骙两位前辈的热心帮助下,辗转找到了张阿姨在北京的弟妇。当向这位老太太说起我母亲是张为璇的同学时,她平静地回答:“我还记得令堂,可惜为璇早已不在人世了。”这本是我心中预料的答案,但还不甘心,又问小迁妹妹下落。老太太一下子痛哭失声:“为璇把她也带走了!”
 
  原来“清理阶级队伍”时,刘先生被圈禁审查,工资被扣,音讯全无。张阿姨生活来源顿时断绝,这意味着将失去最后的自尊。她不能过那种四下哀求“嗟来之食”的生活,毅然带着爱女走上不归路。待到刘先生解除审查,已经家破人亡。
 
  与周瘦鹃先生一样,张阿姨属于那种极有教养、斯文安逸的苏州人,一辈子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也禁不起任何伤害。母女两代闺秀,象两件洁白细薄的精巧瓷器,任何震动都可能是致命的我这位儿时玩伴,十七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牵着母亲的手,象蝴蝶一样从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悄悄飞走,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比我晚一年来到这个世界,但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除了亲友的哀痛之外,甚至没有给社会留下任何记忆。
 
  多年来一直想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母亲,能忍心让女儿殉葬?我不敢想象当晚母女相对投缳的细节。今天忽然醒悟:“质本洁来还洁去”,是女儿自愿选择追随母亲,保持做人的尊严。
 
  行文至此,悲泣不能自抑……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场“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法国大革命的殉难者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义而行!”将“自由”换成“革命”,有什么区别吗?
 
  鲁迅笔下的狂人,从千年礼教的煌煌典籍之中,“仁义道德”的字缝之间,好不容易解读出“吃人”二字。那场“光焰无际”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却了无数繁文缛节,直接张开血盆大口,不但当场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我不断忏悔曾经对师长的伤害,我不再记恨任何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2004年7月26日 改写于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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