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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物品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
在物欲横流、贫富悬殊、官贪政贿的今天，一些人开始把文革时期当作一个与当今社会反衬的时代来怀念。在这种怀念中，文革被想象为一个与当今“物质主义”截然相异的理想时代。有的人认为，当时的中国，物质虽然匮乏，但却是一个物质分配公正的社会。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当时的历史实情，经历过文革的人也许会按照自己当时不同的经验和现在不同的处境形成不同的看法。不曾有过这种生活经验的人则更是可以凭自己的偏好和需要去作自由发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反思文革时期的物质文化，最好不要光凭个人经验或印象，而是应从物质文化的基本结构入手。了解了物质文化的基本结构，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文革时期物质文化的特点。
物质在文革期间的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其实是极其重要的。文革的所谓精神世界秩序正是由物质来体现、维持和再生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人注重物质，一点也不比现在的人逊色。仅仅着眼于文革时期人们可以实际支配的物品，便无法认识文革期间的那种极端的物质主义。和在任何特定社会中一样，文革时期的物品所满足的并不是人的所谓普遍自然需要，而是一种由当时社会和政治文化所理解为“正当”的需要。这个需要是如何形成的？它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国家以何种正义原则和为何种目的去满足这些需要？今天，这些原则和目的是否还具有正当性？这些恐怕才是我们探讨文革时期物质分配问题的关键所在。
“物质文化”所说的物质不是指大千世界中的自然物质，而是指与人们社会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物品。消费物品不只是具有实用价值（有用）和商业价值（值钱），而且更具有载负和传递文化价值（意义）的作用。消费物品的文化意义存在于三个不同的层次上，而且还与三个层次间的意义转换和流动相关。我们可以把消费物品的三个不同意义层次分别称作为“文化社会”、“消费物品”和“个人消费者”。
第一个是由文化构成的整体世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世界或社会。具体的文化世界与外界社会联系可大可小，因此，其体系的严密性也各有差异。文革中的中国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化世界。它极其封闭，也极其严密，严格地限制着物品在其中可以起的作用。
第二是物品本身。物品是它所载负和传递的意义的符号。文革期间物品意义一般都具有政治意义，而一些物品又特别具有政治意义或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因而成为当时和今天都特别标志文革的符号。
第三是消费者个人，他是具体物品意义的自由阐释者。在文革中，个人的自由程度受到极大的限制，他对物品意义的运用也受到极大限制。
在这三个意义层次之间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流动形式。第一种发生在文化社会和消费物品之间，它使得某些物品特别具有符号意义或者成为特殊的符号。第二种意义流动形式发生在消费物品和消费者个人之间，它使得消费行为成为某种“仪式”，也就是成为人与人关系中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表示”、“表现”或“表演”。
对上述问题，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讨论：一、从文化社会到物品的文化价值和“时尚”作用；二、联系物品和消费者的“仪式”行为；三、文革时期的“分配正义”问题。
一、从文化世界到物品
对物品来说，最基本的意义层次就是社会这个由文化所构成的世界。人们在这个文化性的世界中感知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事情发生，并把握它们的意义。这个文化世界决定人们如何去看待和理解其中的事情和事物。人们从他们现有的文化获得认识世界的基本认识范畴和基本价值。基本的认识范畴给了他们关于“时间”、“地点”、“人群类属”等等的概念，而基本的价值则使他们得以分辨“好坏”、“善恶”、“优劣”等等。
感知世界的基本概念和价值都是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被实体化的。文化世界决定人们具体可以做什么，做什么以后会有怎样的具体后果。它也决定人的行为对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作用或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在这个文化世界中所做的事情又都是在复制和再生产这个文化世界。
物品是人们日常生活将文化观念实体化为文化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物品的生产、使用、消费和交换使得文化世界的基本认知概念变得十分具体、实在。物品的实际存在起着构筑文化世界的作用。物品是文化意义的极重要、极明显的记录。考古发掘正是这样从残存物品寻找过去文化世界的痕迹的。在生活世界中，观念更是必须通过具体的物品才能获得具体的表现。可以毫不过分地说，物品是抽象观念的“现实表演”。
说物品是文化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单单是说物品在社会文化中构成了一个符号系统，而且是要强调，物品的符号意义本身就是由来自社会的正当性理由所支撑的。就在我们按照物品的社会意义使用物品的时候，社会秩序变成了一种必然的道德秩序。社会秩序是在物品的使用中被巩固和被再生的。单单从符号表意系统来看一件物品，它的意义存在于它和其它的同类物品的差别。例如一件军装之所以为军装并不是因为它必须穿在军人身上，它之所以为军装是因为它不是工作服，不是西装，不是长衫等等。但物品的纯符号意义并不等于它的社会意义。一件物品之所以获得某种社会意义是因为它和外在于这个符号系统的某些社会概念或价值联系在了一起。例如，一件军装在文革的中国有“革命”的符号意义（鲍德里亚称之为alibi，即托词），这是军装在许多其它社会中没有的意义。对于这件军装来说，“革命”才是穿它的正当理由。
在不同社会（即文化世界）里，起主导作用的正当理由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大多数社会里，与物品有关的普遍正当理由是“需要”、“用途”、“作用”等等。例如，表现高贵身份的貂皮大衣可以因“很保暖”来获得正当性，成为一件满足人们“自然需要”的物品。在文革中，物品的普通正当理由（如“满足生活需要”）之上更有一种特殊的正当理由，这种更高的正当理由就是“革命”和“无产阶级”事业。因此，最具正当理由的便是“革命需要”、“革命用途”、“革命作用”等等。
物品在文革中具有极强烈、极明显的表演功能。这种表演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夸示和联想。夸示性表演往往需要借助文字和图画来表现，而联想性表演则更依重于当时被普遍接受的正当需要观念。因此，虽然联想性表演不如夸示性表演那么显见，但它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让我们看到，当人们按照物品的社会意义使用它的时候，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按照这些意义的社会规定再生这个社会秩序。例如，文革时的住房外都写着革命标语，画着毛主席的画像，这便是夸示性表演。当时的住房极其紧张，仅有的少数新造住房也是十分粗陋。但是，比起那些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考究住宅（西式的或中式的）来，粗陋的住房却有远为优越的联想意义（艰苦朴素）。那些不具此联想意义，或具有相反联想意义的西式洋房，无论画上多少毛头像，写上多少革命标语，都不可能在联想层次上具有与粗陋房舍同样的表演效果。在文革期间，朴素和考究的关系不只是彼此不同，而更是有此无彼。使用朴素物品成为正确使用物品和使用正当物品的唯一方式。一切明显的考究、精致物品都会立即被联想到奢侈和资产阶级。这类物品会给使用者招惹许多麻烦，尤其是当使用者本人已经被归入政治上不可靠的属类。
在文革物品的使用中，权位越高者越不受物品的这两种表演性限制。党和国家领导人照样可以住在中南海或高级住宅区，照样可以看外国电影，读“封、资、修”的书籍，等等。文革物品对“艰苦朴素才革命”的表演是为一般普通人设计的，其作用是将他们极端匮乏的物质生活变为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对于一般人，“越穷越革命”成为他们所知道的唯一合乎道德理想的社会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时期的这种价值观念并不是自上而下地强制人们接受的，而是由每个普通人在他的日常物品使用中自然形成。社会机制不断按自己的模式再生，并将社会机制强化为一种道德秩序，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让人们在正确使用物品和使用正当物品的过程中，形成与之相一致的价值观念。
在文革的物品世界中，并不是所有的物品都具有相等的夸示性和联想表演功能。不同物品结合这两种表演性的能力也不尽相同，像上面提到的住房，它的两种表演性之间只有松散的关系。文革期间的大多数物品也都是这种情况。这些物品中许多并没有很明显的联想表演性，如儿童使用的文具盒、簿本，大人使用的脸盆、毛巾、饭盒等等。这些物品往往只能靠革命图像和文字的夸示表演来凸现它们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些物品的夸示性表演还表现在它们的品牌名称上，如“红星”、“红波”、“卫东”、“东风”等等，甚至出售它们的商店名称上，如“五七杂货店”、“红卫文具店”、“长征药店”等等。还有一些物品，它的暗示性意义与革命夸示表演根本就是冲突的，因为它们本身就带有坏的联想意义，如金银首饰、西洋服装、宗教用品、古董字画等等。这些物品因此成为“破四旧”的对象，谁若用它们去展示革命的图画和文字，那就会被看成居心不良，诬蔑革命。再有一种物品，它们的正面暗示性极强，几乎不需要夸示性表演就能展现极强的革命意义，如军装、毛像章、语录、枪等等。
物质的表演功能是和社会等级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越值得公开演示的，也就越是社会价值高的，越是高等级身份者所“自然”拥有的。程文超在论及文革中的“军用品”时这样写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用上军用品的。那么，你是军人家属，那自然是光荣的，有一些军用品用，也理所当然。但那年月，并非军人家属、能用上军用品的，大有人在。这才是本事！你得有地位、有身份、有关系、有路子。或者说，那年月，能用上军用品，比如，穿上一双解放鞋，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表征。解放鞋，将你和穿一般球鞋的人区别了开来，它显示了人物的身份、背景等鞋之外的很多意义。因而在那时，‘解放鞋’与一般球鞋之间，有一种等级、一种特权。”程文超还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他当知青时农村运动多，一有运动，就会拉几个地富反坏右出来批斗一番。一次运动又来了，队领导正准备将一个劳动不积极的人定为‘坏分子’拉出来批斗，却发现他穿了一双新解放鞋。领导们想，他是不是有什么背景？有人说是他有一位远房亲戚早年被国民党拉了壮丁，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当了官儿，最近联系上了。就这么一个传闻让他躲过这一劫，“那场批斗却落到了别人的头上。那时的坏人，被压在社会最底层，是不可能穿上解放鞋的。而穿上解放鞋的，就不可能是坏人。今天，没有经过‘文革’的一代人，怕是很难理解，鞋里，还能藏着这样的政治玄机！” （程文超《波鞋与流行文化中的权力关系》，《文化研究》2002年第三期，第240页）
文革中，可以表演“革命”身份的物品成为一种时尚，时尚是物品的一种象征作用，它的产生和流行离不开广告的宣传。文革时尚和广告有它自己的特征。一般现代社会中的物品被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往往通过两种途径，广告和时尚，巴尔特将之称作为大众文化制造的“神话”。时尚把物品原本属于文化范畴的价值（美丽、尊贵、地位等等）转化为物品的自然属性。例如法国香水夏奈尔5号可以变为高贵、典雅和美丽的化身。时尚的反面还有逆反时尚。时尚引导者往往是社会上层名流，他们喜好的物品成为他们优越地位、丰厚收入和高雅趣味的象征。逆反时尚引导者则多为社会边缘群体人物，如嬉皮士、朋克、同性恋者等等。他们的文化因激进、新奇和反叛而变成一种另类时尚。
文革时尚和一般时尚有同也有不同，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具有代表性的文革物品，如军装、工装、毛像章，它们的象征意义化过程是一个时尚化过程。它的始作俑者在类别上与一般社会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极具特色。文革中，起广告作用的是报刊媒体的革命宣传、样板戏和许多“重要事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亲自穿上军装，戴上红袖章，成为时尚最高的引导者。毛也同时代表边缘身份的造反派和老大粗，成为逆反时尚的领导者。
文革时尚和一般社会时尚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差别，那就是，在一般时尚的诱导手段之外，文革时尚还加上了暴力和恐怖手段。一般时尚，如到麦当劳吃快餐，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吃还是不吃。但文革时尚是不允许这种选择的。它体现的是绝对的强制性。文革时尚的强制性主要表现在对违背时尚者的严厉惩罚。“破四旧”、“抄家”和许多斗争会就是以使用错误物品为罪证来采取暴力行动的。即使是不小心误用，无心之过也可能给人带来牢狱之灾，如把小红书放错了地方，不当使用了印有毛像的报纸，吃了猫肉等等。时尚物品的使用更被用作区分“自己人”和“敌人”的工具。关在牛棚里的人是不能穿军装的。识别一些时尚物品的“内部”差别（如军衣的四兜和二兜的差别）更是能让时尚者感到了自己是“内行人”的心理满足。（这和能闻出夏奈尔5号和认出LV提包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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