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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物品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
文革时尚和一般时尚的另一个区别是革命时尚直接与统治权力挂钩。研究一般物品意义和一般时尚者大都指出物品使用在维持社会等级秩序中的作用。这是一种无须统治权力直接介入就能维持的秩序，故常被称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在一般社会中是统治的无形之手。这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并不完全适用于文革中的中国。文革中的革命意识形态是由国家权力所设计，并通过国家机器的暴力和恐惧手段加以贯彻的。这是极权意识形态的特征。文革中的极权意识形态设计并构建了当时的文化世界。物品成为这个文化世界最明显、最日常生活化的反映和记录，也成为专制国家政权暴虐统治的直接工具。
人们追求的往往并不是物品本身，而是可以用物品为手段来达到的某种目的，尤其是人生安全感。这里面有一个两步的过程。第一步是从物品到某种可见的社会身份品质。例如，从贵重物品到“富有”，从优雅物品到“学问”或“品味”。第二步则是从社会身份品质到人生便利，尤其是人生安全感。文革和一般社会的区别在第一步，不在第二步。一般社会中，物品起到区别社会等级作用主要是通过物品与金钱的关系，物品越贵重，使用者的身份越高。具有追求价值的物品（时尚物品往往是这一类物品）所寓寄的令人羡慕和向往的品质包括财富、地位、荣耀、学识、美貌等等。文革中的时尚物品似乎与一般社会的完全不同，因为文革中许多一般的贵重物品（金银、古董、高级衣物）具有负面联想意义，成为人们急欲躲避（至少是不敢公然追求）的物品。但这种差别仅仅是表面现象。文革时期，人们追求的最终也是人生的安全感。文革中，远非所有的人都能享有这种人生安全感。这才是文革社会等级极大差别的关键所在。
在一般社会中，生活中令人羡慕和向往的东西包括财富、显贵出身、名声、学问、教养。一个人有了这些，就能获得人生安全感（不受侵害、满足日常需要、尊严、自由、随心所欲、对未来有信心等等）。人们追求人生安全感，这在文革期间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那些可以获得人生安全感的东西。文革时，当财富、学问、某些地位和声名不仅不再能带来这些人生安全感，反而危害了这种安全感，它们当然也就不再是人们所向往的对象。相反，一般社会中那些被人瞧不起的品质（贫穷、愚昧、没教养、卑微出身等等）反倒成为获得人生方便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物品使用公开追求这些“下贱”品质，这未必真的就等于人们已经在心里彻底厌弃以往的“高贵品质”。尊卑的表面颠倒使得文革时期的物品使用比一般社会中更具一种特殊的表演性、假面性和矛盾两重性。文革中，参加抄家的人侵吞抄家物资，只敢私藏，不敢显露，就是矛盾两重性的体现。
文革社会看来颠倒了一般社会的等级标准，使得原先的优等阶级变成了劣等阶级，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社会等级标准并未发生变化。文革社会和其它任何社会一样，谁享有人生安全感，谁就是优等阶级。在一般社会中，最能享有人生安全感的是拥有金钱的人，因为金钱是各种不同社会利益的交换手段。在文革中，享有人生安全感的是拥有暴力权力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权力可以支配一切社会利益。文革中最具正面符号价值的正是一些与暴力权力有关的物品，军装、印有最高统帅头像的物件、代表他的思想和意志的书籍等等。军事组织既是暴力机器，又是暴力价值的象征。文革中社会军事化，与当时文化世界范畴和价值的敌我二分对立化是同时发生的。军事禁欲主义和当时的物质极端匮乏汇集在一起，形成了文革时期特殊的物质价值秩序。
二、从物品到物品消费者
从文化世界到社会等级身份标志物品，其间的意义流动是一个时尚化的过程。从物品到物品消费者，其间的意义流动则是一个“仪式化”的过程。“仪式”指的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故亦可称作为“象征行为”。通过仪式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社会行为，人们在相互的交际中应用、挪用或者甚至修改物品的意义。人们在使用仪式化物品的过程中维持或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形式关系。因此，仪式化的物品使用总是在维持某种社会秩序，并使得本来抽象的社会秩序通过物品使用明白地显现出来。最常见的仪式化物品使用包括送礼、宴请、炫耀（展现自己的所有物）、节日或婚嫁、庆典等等。
在仪式化消费行为中，物品成为“交际物品”（communicators），物品的流动往往起到标志和巩固复杂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等级关系的作用。长期研究消费文化的学者斯莱特（D. Slater）指出，“作为交际物品，物品首先是表示社会关系和区分的‘标志’。通过物品的公共意义和公开使用，消费使得（抽象的）区分、类别和等级变得清楚可见，因而组成了社会秩序。（物品的）社会意义一般是变化而不稳定的，消费仪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物品使用方法，消费仪式将物品的社会意义固定下来，并给它们以‘可见的社会定义’。”斯莱特以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仪式化物品消费。圣诞节吃火鸡，火鸡成为群体标志（信基督教的人），时间周期标志（一年一度），亲朋家人标志（宴席出席者）。作为圣诞大餐的主餐，火鸡还成为上菜的程序和最尊出席者（分割火鸡者）的标志。仪式化的物品消费具有做给人看的公开展示性，因此特别起到组合社会关系的作用。可以说，通过仪式化的消费，人们才得以构建和维持了一个可见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
我们不妨用文革期间的“赠送”和“占有”这两种仪式行为为例子，来看一看物品消费与当时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文革期间的公开赠送主要表现为“嘉奖”和“福利”。单位对“先进”个人送毛选、奖状、笔记本等等，但不送“红包”，这标志着重精神，轻物质。但另外一方面，过年过节又会给职工送毛巾、肥皂、劳保用品、食堂配菜，以标志领导和组织关怀。赠送实物而不赠送金钱，看起来相似，但却有重要的区别。发实物是自上而下地设想和规定人们的需要。发什么物品，发多少，都是“组织”的事。组织给你什么，你就需要什么，给多少，你就需要到什么程度。人跟人的需要是一律规定的。发金钱则不同，那是允许人们自由设定需要，决定不同需要的主次并决定将这些需要满足到何种程度。每个人领到同额的奖金，根据自己需要购买的物品肯定不会一样。文革中常有发的用不掉，不发的用不到的情形。尽管发钱比什么都好，但一发钱就是错误的“物质刺激”和“金钱挂帅”。赠送和需要的脱节使得赠送成为一种纯形式的，表示上级关怀的仪式。它表示上级父母般关怀的作用大于满足群众实际需要的作用。
文革期间，金钱的作用还受到票证分配物品制度的限制。文革中托人办事，每每请客吃饭、送礼，但不送钱。送钱是明目张胆地贿赂，一旦抖露出来，钱便是罪证。实物与请客吃饭不同，那是“人情难却”，所以往往是半公开的。请客送礼一般限于食品和烟酒，当时这类礼品的实际价值比现在要高，因为都是定量供应的，就是有了钱也未必买得到。请客送礼是一种非冠冕堂皇的半公开行为，它是对所请所送的人表示尊敬、表示亲近的仪式。太生疏的关系是送不上礼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得转托他人。受礼的当然是有权势地位、有能力替人办得成事的。和单位“赠发”物品一样，托人办事的请客送礼是一种增进社会关系或人际“亲近感”的方式。由于这种亲近感，社会中实际存在的权力差别在一种类似家庭的关系中变得容易接受了。人们尽管没有选择的自由，尽管不得不把自己的那一份定额物品“赠与”有权有势的人，但毕竟换取了照顾和关照。文革期间的整个社会秩序就是营造在这样一种类似家庭的父权统治模式上。只要你听话，安分守己，一切听从安排，威严但慈爱的父亲（领袖、党、国家、领导等等）自然会照顾你的。
文革物品使用还表现在仪式性消费的另一重要形式，“占有”。消费者对物品的占有不仅仅是指花钱购得物品。它更体现为用物品建立一种特殊的“私人感情”关系，如在新书上盖上藏书印，对住房进行装修，将收藏品展现给别人以示炫耀，等等。一般社会中的占有仪式在文革中往往不再有效。文革中抄家、破四旧的对象往往就是那些被别人知道家里藏着“好东西”的人家，所以一般社会中的占有仪式恰恰成为文革时期的大忌讳。文革中，人们有很强的分辨意识，知道哪些是可以让人看的东西（有正确意识形态联想意义），哪些是不可以让人看的东西（有“反动”意识形态联想意义）。这是当时物品使用的占有仪式的基本条件。在区分亲疏人际关系上，占有仪式比送礼仪式来得更重要。不能给外人看的东西往往是可以给家里的亲人或极好的朋友看的。文革时传借“禁书”就是在极当心的小范围内的占有仪式行为。
去占有是仪式化占有的一部分，或者说，仪式化的占有包括仪式化的去占有。文革中有一些特殊的“去占有”仪式，如将祖传的文物或住房“捐献”给国家，自破四旧，烧毁旧照片和保存多年的物件，或者刻意穿着朴素，以及其它种种避免“露财”的做法。“去占有”是一种公开表演，表现原占有者与自己过去群体或者本人的一部分“划清界线”。去占有成为一种对个人记忆和经历的自我否定。在一般社会中，人们会尽量通过占有来保存个人记忆和经历记录，因为物品的情感价值本身就是占有的一个目的。人们珍视旧宅、旧物件、收藏和旧照片等等，并非是因为它们有经济价值或使用价值，而更多的是因为有记忆和情感价值。强迫人抛弃旧物是极具伤害性的。文革以后，许多人痛感家庭或个人记忆失落，很多是因为被强迫放弃占有旧物的缘故。社会群体也有类似的集体去占有遭遇。历史纪念物或建筑可以说是集体性的占有物品，它们在文革中遭到的破坏，其实也是一种集体性去占有的结果。今天的普遍怀旧情绪，包括恢复这些建筑，则是再一次占有的占有仪式行为。
文革中不同形式的占有是社会等级秩序的一个重要标志。一般人享有物品必须先占有物品，而有特权的人则不必占有物品就能享用物品。因此，身份的高低并不全在于实际占有物品的多寡，而在于虽不直接占有就能享用物品。这种不占有就能享有才是一种高等的“拥有”。文革中常见的一种占有仪式就是婚嫁喜庆，常常是被褥、家具、日常用品的公开展示，以示家庭的“好条件”。这就是一般人的占有，他们所占有的就是他们所享有的，他们不能享有他们所不占有的。这样的占有仪式往往被人们视为“俗气”。这不只是一个品味的问题，布迪厄的文化理论分析早已显示，品味的差别其实就是社会等级的差别。真正有“身份”的人不需要展示他们的占有就能让人明白到他们的享有，他们有“公家”“分配”的住房、汽车、家具、服务员、警卫员。这一切都是与官职权力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哪一天失去了官职，所有“待遇”立即取消。在这种情况下，官职权力成为社会等级的根本标准。而官职权力的来源乃是一个以至高无上的王权为中心，以对它的绝对效忠为条件的官僚体制。这是千百年以来存在于中国的文化世界和社会秩序。在这个文化世界中，比起官位权力，钱只是一种次等的权力，权力比金钱高贵得多，因为权力能办到金钱办不到的事。
文革期间比任何其它时候都能说明“需要”如何受制于等级地位。需要其实就是“正当需要”，而正当需要是严格地跟身份地位走的。你是“首长”，你住的地方离你上班的地方再近，你都有坐小车的正当需要。相反，你是百姓，你住得再远，你也没有这个需要。“正当需要”证明“待遇”的合理性，待遇体现的就是理应得到满足的正当需要。文革中，不只是人的物质需要，人的其它需要，如感情、娱乐、审美、求知等等都是由政治权力所严格规定的。仅就物质需要而说，文革中的衣和食都是定量供应的。国家不仅规定中国人有多少种基本需要（需要的数）和每种需要满足到什么程度（需要的量），而且还规定以什么物品去满足这些需要（例如，多少粮食，什么样的粮食）。国家以此宣称它满足了所有人的同样需要，因此具有统治合法权威。这是一种“对需要实行专制”的模式，它的控制可以遍及人的一切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和性需要。文革中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在限定基本的生命需要。一切不在国家权力限定范围之内的需要都是不容公开道出的，稍有流露就会以“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罪名受到打击。文革的票证分配制度比任何其它制度都清楚地表明，需要不可能是自然的。当人们在生活中彻底失去自由意志决定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知道自己“自然”需要什么。
吃和穿看起来是一些“自然的”基本需要。文革中政治权力对需要的直接干预让我们充分看到了哪怕最自然的需要，也不那么“自然”。就以“不饿死”这个吃的基本需要为例，作为政治组织活动的吃“忆苦饭”就是以低了还有更低的比较在规定“吃”的基本需要。文化世界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在这个具体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的需要，包括“自然”需要，都是由政治和道德合一的权威所规定的，我们不能脱离这个现实去谈什么自然、普遍的基本需要。文革中，极低限度供应的物品具有“幸福生活”的文化意义，因为“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所吃的食品和所穿的衣服不只是在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体现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他们之所以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全是因为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人民的缘故。
在文革的政治环境中，由于“需要”不可能成为一个公共话题，需要成为满足低程度生理本能的代名词。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人的需要包含着对人的极度贬抑，这和当时政治在其它方面对人性的极度扭曲和摧残是同时发生的。正如伊格那提夫（M. Ignatieff）所说，“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也就是言说人之为人的语言。用需要来界定人性就是用我们人类缺乏什么来界定我们人类是谁。这也就是坚持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有一些特殊的（需要）。”文革期间人的需要被政治权力限制到了与动物几无区别的程度。控制人的这些需要（如一切票证跟着户口走），成为控制整个社会最得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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