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狱中遭酷刑纯属后人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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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从方志敏在狱中（南昌军法处看守所内）撰写的《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著作和文稿（含密写的）来看，作者笔触多处涉及自己被敌人审讯的情形以及狱中的生活感触，却没有一处说自己遭受敌人施刑，反而称自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原来的主义信仰”，看守所将关押他的囚室“从普通号搬到优待号来”。狱中的方志敏唯一感觉到肉体痛苦的是，敌人为防止“共党要犯”逃逸而给他套上了脚镣（后被同情他的看守所代所长凌凤梧换成了较轻的铁镣）。如果仅因此就说敌人用了“刑”，而且称之为“酷刑”，未免牵强。

（原标题：关于方志敏生平介绍几个讹误的辨析澄清）

笔者长期在烈士方志敏家乡江西省弋阳县从事党史工作，很关注全国各地的出版物对方志敏这一人物的宣传和介绍。近年来，我发现不少文史作（编）者不大注重吸收党史编研新成果（也许反映成果的书籍未普及），笔下涉及方志敏这一人物时，总习惯将一些片面的或者是有缺憾的老史料信手拈来写文章，以至出现种种讹误，而且某些讹误多次重复出现。为了澄清史实，笔者对其中几个常见讹误进行简要辨析澄清。

一、方志敏在九江就读的是南伟烈学校（中学部），不是南伟烈大学

方志敏1921年考入九江南伟烈学校，而在有些人笔下常常说成是“九江南伟烈大学”。遗憾的是，连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方志敏文集》附录《方志敏生平年表》，也不规范统一：392页15行出现“考取教会学校——九江南伟烈大学”，同页倒数第2行又称“在南伟烈学校就读一年后……”1999年在第一版基础上修订、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方志敏文集》对此也未予以纠正。难道两种表述都可以吗？非也。

请看有关方志敏曾就读的南伟烈学校现江西省重点中学——九江二中的历史，志书这样记述：“1867年（清同治六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九江市租界（今九江市溢浦路）创办‘埠阆小学’，后迁城南，扩展为同文书院。1906年（光绪三十一年）改为南伟烈大学，内设附中。1917年（民国六年），大学停办，只办中学和附小，改称南伟烈学校，后定名为同文中学。1921年方志敏考入该校中学部学习，他主要攻读外语……”

据此，方志敏入学时，该校的正确称谓显然应该是“南伟烈学校”（后定名同文中学），而称其为“大学”早已成为历史。方志敏当时在该校中学部，其主要目的是进修英语。

二、方志敏没有在上海大学旁听

1988年2月16日《团结报》发表了邵力子孙女邵黎黎的文章《方志敏与邵力子》。文章说方志敏1922年到上海，“白天，他听我祖父讲授中文，听瞿秋白讲授哲学，夜晚到民国日报（社）作校对。”此后，不少人以此为依据，在自己的文章或传记作品中，对方志敏也作如此记述。

我认为，1922年是方志敏首次“漂流到上海”，具体时间是在7月初。为了落脚和糊口，他希望找一个半工半读的事情做做，有可能曾在某大学旁听（但目前尚缺乏确切的史料），但不可能是上海大学。当年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集聚荟萃的上海大学，是由国共两党共同改组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于1922年10月创建（1927年5月被国民党政府封闭），至于瞿秋白等一批共产党人在该校任教也是1923年或以后的事了，而方志敏这次在上海仅两个月，他于1922年8月29日乘轮船返赣。

三、“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属后人误传

有文章说“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这实属后人误传。

首先，从方志敏在狱中（南昌军法处看守所内）撰写的《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著作和文稿（含密写的）来看，作者笔触多处涉及自己被敌人审讯的情形以及狱中的生活感触，却没有一处说自己遭受敌人施刑，反而称自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原来的主义信仰”，看守所将关押他的囚室“从普通号搬到优待号来”。狱中的方志敏唯一感觉到肉体痛苦的是，敌人为防止“共党要犯”逃逸而给他套上了脚镣（后被同情他的看守所代所长凌凤梧换成了较轻的铁镣）。如果仅因此就说敌人用了“刑”，而且称之为“酷刑”，未免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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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家鹦来源：《文汇报》发布时间：2010年03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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