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奸康生是如何迎合毛泽东的？

 

 

　　毛泽东是一位政治家诗人，对于所创作的有望传诸后世的作品，素来严谨而看重。康生是中共高层少数几位通晓诗词与书法的领导人，在金石字画的鉴赏和诗词书法的造诣上，虽不如行家里手，却能凭借特有的政治敏感，洞见领袖的心态，对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的种种做派，真是将政治权谋与艺术欣赏结合得天衣无缝——仿佛是诗家的艺术共鸣，其实乃权臣的机巧逢迎。毛泽东信用其人，固主要在于康生对其政治路线的迎合，而诗词书法则又成为一种独特的媒介。

 

最初的文字

 

　　目前所能见到的康生关于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的最初的文字，可能是这样一则题记（原文无标点，为引者所加）：

 

　　1959年10月23日晨八时毛泽东同志寝室开会，见案头有宣纸三叠，墨迹犹新。展视之，乃泽东同志近书词稿三首……今经手书，尤为珍贵，真可谓光腾万丈，笔扫千军矣。自思如能请而得之，加以装潢，传之后世，诚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也。会议十二时毕，我乃持此三稿，向泽东同志请曰：“我甚爱此，可否惠我？”泽东接稿，熟视后说：“三词尚未定稿，先拿去看看吧。”我既获许，快甚，持之急出，顿觉中南海之晚秋景色，真“胜似春光”矣。

 

　　也许有人会以为这只是不供发表的题记，只是表达康生的内心感受而已。其实不然。在逐渐成为执掌意识形态领域大权的政要之后，康生确实通过种种运作，将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的发表弄成“社会主义文坛的一大胜事”。

 

　　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作于这年6月下旬和7月上旬的《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在与会者中传抄。9月1日，毛泽东致信《诗刊》主编臧克家等人，寄去这两首七律，“如以为可，可上诗刊”，其动因在批判彭德怀：“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9月7日，毛泽东就这两首诗的修改致信胡乔木，更明确地指出：“主题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是为了惩治反党、反总路线、反大跃进、反人民公社的。”康生对这些内情无疑全然知晓，因而对毛泽东欲借助诗词作为政治斗争利器之心态了如指掌。由此可见，这则写于1959年10月下旬的题记，将毛泽东书写自作诗词视为“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正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鼓吹个人崇拜的使然。

 

“反修”中述而不作，却另有一功

 

　　随着“三面红旗”的式微，毛泽东自60年代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反对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简称“反修”）。康生相机被委以重任，在钓鱼台主持中央写作班子撰写“反修”檄文。毛泽东则以其独特的方式——赋诗填词来表达政治家的诉求，从而形成继30年代中期创作长征诗词之后的第二个创作高峰。通晓诗词的康生于此虽近乎“述而不作”，即另有一功。

 

　　1961年10月下旬，郭沫若在观看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赋七律一首，并于11月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于11月17日写“一从大地起风雷”的唱和之作。次年1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读到康生抄示的和作。毛泽东在唱和相隔整整50天之后，方经由康生抄示郭沫若，可以想见，康生对毛泽东借助一出戏和一首诗来做出一篇“反修”大文章的意图十分明了。毛泽东后来曾公开表示：“郭沫若原诗针对唐僧。应针对白骨精。唐僧是不觉悟的人，被欺骗了。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得到康生的抄示，郭沫若当天即以毛诗原韵再唱和，以“僧受折磨知悔恨”的诗句表示完全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并请康生转呈毛泽东。1月12日，毛泽东亲笔致信康生，内中一段是：“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遗憾的是，康生的信未见披露，故无法知晓这位毛泽东的高级信使究竟在信中说了哪些令毛泽东“极高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