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是毛泽东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一是有关工人和农民的待遇差别,两个问题合在一起就是梁漱溟所说的“农民生活在九天之下,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也就是毛泽东批评他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身份教训中共进城后忘记了农民兄弟。
现在提到梁漱溟,人们能够记得的就是他的骨气和知识分子风度,说他是共和国六十年唯一敢于犯颜直谏当面顶撞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唯一人物,这话确实不假。然而,如果再进一步问梁漱溟究竟因为什么事而顶撞毛泽东,他们之间的争论究竟谁对谁错,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讲出来了。
原因很简单。梁漱溟在与毛泽东顶撞之后非常后悔,他在此后几十年一直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不断反省自己为什么当时要顶撞毛主席呢?即便毛泽东的插话有不对不妥有误解,也不应该当着那么多的人当面顶撞,不留情面啊?毛主席不仅是中共的创建者,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新中国的象征,亿万人民崇拜毛主席,我梁漱溟这样自以为知己的老朋友竟然不留情面当面顶撞,并一再要求毛泽东拿出雅量,承认我毛泽东错了,你梁漱溟是对的。这不是有病,不是自找难堪,自找倒霉吗?
梁漱溟的反省与自责,已经严重扭曲了争论本身,使人们不再知道他们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发生争论,人们之所以记得梁漱溟,是因为他敢于当面顶撞最高领袖,而这种敢于犯颜直谏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少,人们做不到这一点,但并不妨碍人们崇拜这种行为,就像中国人没有自杀性攻击传统,但却赞美自荆轲至吴樾那少数侠客义士一个道理。
其实,弄清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论的焦点和争论中的是非得失,可能还是有意义的,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农民生活在九天之下
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一个是有关工人和农民的待遇差别,两个问题合在一起,就是梁漱溟所说的“农民生活在九天之下,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也就是毛泽东批评他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身份教训中共,以为中共不懂得农民,以为中共进城后忘记了农民兄弟。这个争论从本质上涉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涉及中国自从步入现代化道路之后究竟应该怎样处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
毫无疑问,农村出身的毛泽东是农民运动专家和领袖,他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先觉悟只有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夺取全国政权,才能建设新国家的重要人物,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领导下,动员亿万农民参加革命,夺取全国胜利。这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思考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思考着怎样建设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诗人的浪漫和农民的局限,使他觉得自己出身农民,也就最了解农民,于是在一系列重要决策中,特别是在他构思所谓社会主义总路线时,严重牺牲农民的利益,将一个原本完整的乡土中国人为地分隔为城乡二元社会。这就是梁漱溟的不满。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在全国政协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
过去二十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农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长,但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成长起来的农民亦都随着到了城市。一切较好干部都来做城市工作,此无可奈何者。然而实在……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如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才财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恐多少有点。然而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对人民照顾不足,教育不足,安顿不好,建国如此?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近日已不存在此形势。
梁漱溟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并不是他刻意标新立异,而是在过去几十年,他不仅从理论上思索过中国现代化道路究竟是走工业化,还是工农并重,而且在1949年之前的很多年间,他身体力行,辞去北大教职,走出城市,步入乡村,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实地进行乡村建设事业,这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读书人最难得的一段经历,也是梁漱溟思想认识最坚实的基础。
根据理论上的探讨、历史上的考察和实地经验,梁漱溟大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就意识到,近代以来中国农业的破产、农村的衰落、农民流离失所,主要原因是西方工业化对中国的侵袭,而中国的应对只是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工业化,以牺牲农业、农村和农民去发展畸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梁漱溟认为,这是一条不通的路,中国现代化的正确选择决不应该是牺牲农村、农民和农业而发展畸形的城市、畸形的工业,而应该借鉴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组织起来的团体力量,重建乡土社会,走上农业、工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均衡持续的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