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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何时能生出一副铮铮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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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旅美经济学家、时政评论家何清涟，最近罕见地就她大学同年级但不同系的同学（何为历史系，于为政教系）、现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发表评论。事缘这次浙江乐清维权村长钱云会之死。
何清涟说，除了事件本身真相及作为背景的土地纠纷之外，还有一个出乎人们意外的结果，即网民围观几个乐清观察团。其风评结果完全出于当初勇于任事的几个观察团成员意料之外。许志永作为领队的公盟观察团在24小时之内作出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的结论，导致许多网友的批评，这些批评有不少理性交流。主流的看法是在当局控制一切证人证据，并让证人处于巨大恐惧之中时，公盟报告所做结论过于轻率，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其余几个观察团分别审慎地作出了结论。王小山与屠夫的调查未引起大的波浪，《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的调查纪实则称找到新的证人，证明是谋杀，并已与证人签订保密协议，证人表示候中央调查团下来之时愿意作证。而于建嵘的结论是：他不具备刑侦能力，对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还是谋杀无法作出裁断，他只研究此案背景的征地问题。艾未未从“程序正义”出发对观察团调查过程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
何清涟对于建嵘作出这一结论并不意外。因为凭他的政治智慧与他一向的社会定位（政府智囊），他只可能作出这种谨慎自持的表态，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也很清楚如何拿捏发言的分际尺度。然而于建嵘遭到各种强烈批评，推友文涛@wentommy发出“十问于建嵘”，包括：对事件性质的看法，如何定位自己在此次事件中的角色，是个人身份还是公干？对乐清地方政府抓捕村民的看法等。其面临的民间压力之大，从推友张辉@zhanghui8964的话足可蠡测：“于建嵘这几年为民间抗争群体说了一些话，写了一些文章，把自己的公信力也攒起来不少，但乐清这一次失足就被大家骂得如此之惨烈，甚至连个人品质都被人们予以定论，似乎就这样翻身无力了。这样的现象值得深思。”
综合所有的信息，何清涟觉得围观者对于建嵘不满的根源在于：希望他以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利用他在体制内“拥有的雄厚政治资源”（笑蜀语），促成乐清事件的解决。这其实也是于建嵘领衔的观察团的一些成员出发前满怀信心的许诺。但于建嵘之后的作为让大家失望了。何清涟以为，这一局面并非于建嵘本身原因所造成。问题的产生首先源于国内各界人士对于建嵘身份认同的内在矛盾。于建嵘本身的定位与官方定位是一致的：政府智囊，补天派，以往他所做的一些极有价值的研究，如上访制度的研究、群体性事件及社会冲突的调查，从未脱离这一身份定位；邀请他参与的人士看中的也是于建嵘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源（各地方政府对于加以礼遇，原因也出于此），但围观者却因他的研究产生错觉，认为他是为民请命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既有一些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为民请命的人士；也有一些虽无强烈社会责任感但有见识的“智囊”间或也会做出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在曲阿附世的政府“智囊”群中，前一类人士因其稀缺，常会导致民间对其社会角色产生误解。何清涟觉得于建嵘属于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的智囊，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他都没有否认与隐瞒其智囊身份；在智囊与公共知识分子这两者未产生严重的角色冲突时，他当然也愿意承担后一角色的责任。问题是乐清事件的背后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巨大地方政治利益集团，其藤蔓枝叶还延伸至中央高层，问题之复杂已远非于建嵘能够游刃于其间并能“化解”。
20年来，在政府与民众矛盾不太激烈之时，知识精英可以选择做“蝙蝠”；所谓“蝙蝠”指的是其生物种类归属状态：亦禽亦兽，非禽非兽。这种状态比较讨巧，能够左右逢源，运气好时，政府认为这是知识精英在提“建设性意见”，民众也以为他们是“为生民请命”。许多知识人也追求这种状态，甚至凭借体制外积累的名声轻易获得了体制内资源，升格为学院院长、博导，还得到不少来自国际社会的机会。但此次乐清观察团所引起的围观，说明新的局面正在形成：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边缘知识人增多，在大的公共事件及社会运动中，知识精英能够高高在上提供见解与理论的时代行将过去。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公共事件频发，“为党与政府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之间的分际越来越明显，以前知识精英那种左右逢源的“蝙蝠”生存状态的空间日趋狭小，政治风险也越来越大。退守书斋还是参与公共事务，可能是一些养望多年的知识精英必须小心面对的问题。
公共知识分子是近年在中国大陆推出的一个概念，其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也就是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社会的良心。而要做社会的良心，政治是无法避开的课题。然而，长期以来，大陆的大学政治课教授基本上照本宣科，在应付差事，下面根本没人听。现在，有的老师撇开课本，讲西方的黑格尔哲学。但按教学大纲是该讲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学生只在考试前的那几“狂背政治”罢了。大陆的学术环境现状，所谓的教授号称是“表格教授”，整天忙着填写各种表格，参与、争取捞甚么好处。做学问的少，都花精力搞关系去了，在谋求官职上。教授头衔不像在西方那么有地位，受人尊敬。国内教授不搞行政兼职，不当科、处级的官，没人买账。能不能申请下来科研基金，不在于课题本身重要不重要，看申请人手里的权力、活动能力大小。
私下里，这些教授们对中国的现存体制都非常反感，没有不骂的。即使媒体不报道实情，但看到听到的也不少，对强拆、抢地以及下岗职工和农民所受的欺压盘剥，也都义愤填膺。毕竟，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平民的莘莘学子，有“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有良知的流露，也有社会的责任感。只不过，按照“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做社会的良心，却是不能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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