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红卫兵抄家“战果”：四百亿现金，一百万两黄金

作者：丁大华来源：《文史精华》发布时间：2011年09月01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一方面，多数参展红卫兵无不以“造反”大出风头为乐事，只要看到什么不顺眼的事，动辄“揪出”、“打倒”、坐“喷气式”、“批倒批臭”，决不赊账；连当时参展的、看似“金刚不坏之身”的“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解放军也未能幸免其难。以致连当时一位平时少言寡语不苟言笑的部队年长政工干部。也硬被没头没脑地扣上“严重脱离群众”和“藐视造反派”的帽子，在小范围内挨了批斗。就连我这个平时被红卫兵称道“群众观念好”的“展览通”，也因“莫须有”的吃饭中的民族习惯问题，突然遭到红卫兵围攻。虽然由于我平时群众关系好，围攻只是一场似是而非的闹剧，但几个红卫兵有的突然翻脸，有的嘻嘻哈哈，其又揪又拽的阵势着实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果然不出所料，由于“高层”政治斗争波谲云诡，变幻莫测，政治风向说变就变，派性作怪，社会动乱此起彼伏，“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筹备工作内部人员常常争论不休，很多意见根本对立。分歧愈来愈大，迟迟没有进展，半年多仍弄不出个眉目来，无法向“上级”“交账”。一些红卫兵急躁情绪点火就着，便想撒撒气，毫不客气地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北京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和公安部一位局长，立即组织群众批斗大会，坐起“喷气式”，对他们横加指责，吼声震天动地。幸亏这些领导早就做好思想准备，并不感到意外。好在批斗会虽无限上纲，大吼大叫，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这里面也有他们自己的责任。而且谈不上什么原则路线问题，而下一步具体领导工作还得依靠这些领导。也就走走过场，草草收兵了。但参展红卫兵内部的你争我斗、大大小小、鸡争鸭吵的辩论会、批判会几乎一个接一个，一天也没消停过。

我们就是这样头顶内战压力，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像猜测谜语一样投入展览筹备工作，每天战战惊惊，时刻绷紧政治神经，上班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尽快收集和交换全国最新政治路线斗争动向和小道消息，抓紧浏览刚刚收集到一尺多厚的大、小字报，各种红卫兵小报，悄悄用电话打探“动态”，在小范围内分析（多数情况下是揣测）政治风向。如中央领导成员中究竟哪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哪个刚刚“靠边站”了，哪个又“悬大乎”了，等等。生怕由于耳目闭塞展出了不该展出的内容，会吃不了兜着走。一次。一位神情严肃的观众指着展板上集体照片中一个白发苍苍的人像怒气冲天地指责我们：“你们好大胆子，胆敢把刘少奇的照片展出！”幸亏我们事先“过完粗罗过细罗”，对包含上百人甚至几百人的集体照片都逐个反复审核，心平气和地告诉他，那张照片中的白发长者是刘宁一同志而不是刘少奇，才避免了一场重大“政治事件”。

此外，我们还要竭力防止在北京展览馆出现的武斗和各种不测事件。如由战友文工团等单位“造反派”参加的、轰动一时的“北展剧场武斗”事件。就发生在我们展览会展出期间。

大饱“眼福”

为加深对“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理解，特别是抄家的实际情况，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由于头戴“林办”“光环”，身穿解放军军装，有红卫兵保驾，又配有部队汽车，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四处活动，出入各抄家仓库，如入无人之境。随意观看抄家实物，毫无顾忌地了解抄家情况，收集一切可供展出的资料和展品。那个时期，我们在数以百计的大专院校和基层单位看到了不少堆集如山的抄家“战果”。如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看到被查抄的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人的书籍（其中大量是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带有所谓“封资修”性质的私人用品；著名历史学家尚钺收藏和使用的几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义“罪证”。在文联看到从著名作家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以及从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荀慧生、白芸生家中抄出的字画和艺术品等等。

当时，一些重大抄家事件大都能反映到展览会中来了。在接下去的调查中，我们逐渐发现，许多所谓“抄家”大案要案，要么是夸张事实，要么就是捕风捉影。一次，听到当年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一名凶手被群众揭发并抄了家，我便立即找到居委会“造反派”深入了解情况，结果发现这些群情激昂的“造反派”只是听说院内一户主人解放前曾在第一监狱当过伪警察，现正被群众揪斗。就穿凿附会、添枝加叶地认为他曾参与杀害了李大钊。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钊遇难时此人只有七八岁。“造反派”连他当狱警的具体时间职务都没有搞清楚，所谓参加杀害李大钊的罪行，纯粹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还有个“造反派”揭发的绰号“小台湾”的“反革命”大院，据说里面还曾有国民党“党支部”和特务活动。结果一了解，“造反派”只听说这院一户人家有本解放前的旧画册，其中有光复台湾的画页而已。像这种捕风捉影、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屡有发生。

在筹备工作中的一大收获是观看了大量“红卫兵”抄家、批斗的原始记录片。记得前后大约连续看了一个星期，每天上下午都连续观看好几个小时，由于画面内容千篇一律，到后来也见怪不怪了，一天下来，看得人头昏脑涨的。

记录片中印象最深的是红卫兵查抄位于东城区的原“圣玛丽娅·方济格修女院”的全过程。这座修道院是当时外国人在华仅存的一座基督教修道院，实际上是供驻华大使馆子女上学的一座教会学校。因为在抄家中查抄出所使用的外语课文中有有损我国国家政治声誉的文字，并查出“间谍”证据，这家修道院的多位外国修女被勒令站在院子里接受批斗。后经有关部门确认，以“间谍”罪行驱逐出境。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在审查这一展览内容时，明确地告知我们：对像这种涉及“间谍”行为的人，在掌握了真凭实据之后驱逐出境。在法理上是站得住脚的。有关国家及其驻华使馆也未提出任何抗议。只是请求我们以人道主义精神，对这些人予以适当照顾。当时的外国报纸也公开承认，“红卫兵对她们没有过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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