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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受命造反：为何能被迅速动员起来
1966年11月，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和上海戏剧学院的红卫兵在“斗争”他们的老师和学校领导。
（王友琴 /图）
但凡存在过的，都会留下痕迹，区别只是何种痕迹。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距今天已经44年了，但它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并没有消逝。我也一直关心这代人的历史命运，并尝试勾勒“红卫兵”的一些思想和行为特点，或者还可看看他们是否已离我们真正远去。对其中一些事情的叙述和看法，自然是到文革结束、且有了相当的距离之后，接触了许多文献资料和研究著作才了解和明白的，同时也糅入了自己的一些直接观感——当然，主要是从一个普通的外省红卫兵的角度观察。
“红卫兵一代”大致可定为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进入中学，到这一年尚未毕业离校的大学生，也就是说，大致是从1944年生人到1954年生人。一般认为，红卫兵真正占据时代舞台，起到某种引人注目的作用甚至一度叱咤风云的，主要是在文革的头两年，后面其实就只是一些余波了。
我可以算是“红卫兵一代”的尾巴。文革开始的1966年，12岁的我刚从江西南昌县城的小学毕业分配到莲塘中学，正是开始懂事的年龄，但还不是直接行动的年龄，是一个运动边缘的旁观者。1970年~1971年间，我还读了南昌当时唯一在办的高中，以后或可为“红卫兵一代”补充一点后来“斗批改”中“教育革命”的体会，再后来是做搬运工人、当兵，就这样一路过来，体验了文革的全过程。
这一代人基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年龄最大的也是在1949以后才进小学，接受的都是革命教育，可以说都是“红旗下的蛋”（借用崔健一首歌的歌名，此段以下直接引文也是其中歌词）。他们的父辈“是个旗杆子”，把红旗扯上去了，他们自己则是“红旗下的蛋”。然后是“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的方向，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更有力量”。他们以为是自己在作主，其实并没有。当时他们最喜欢大声朗诵的一句话是青年毛泽东说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以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回答总是昂扬的“我们!我们!”但不久，他们就从“天之骄子”、从最高领袖的“宠儿”变成了“弃儿”，以后到了社会底层，更明白了“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然而，“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生命力总是要洋溢和表现的，尤其青春的生命。到了今天，“钱在空中飘扬”、“我们不再是棋子，走着别人划的印，自己想试着站站，走起来四处看看”。而其中的佼佼者，更成为今天社会的中坚，甚至从年龄上来说也是：现在和未来一二十年的中国，将大致由他们来掌管。
而当年，“红卫兵一代”为什么能够被迅速动员起来？动员之后为什么有那样的行为？其实脱离不了上面所说的他们所生活社会环境的基本特点。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文革前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他们从小一直在阶级斗争的气氛中成长，在崇尚（或者至少绝不畏惧）使用暴力的环境中长大，“红”是最受崇尚的颜色，是革命的颜色，也是鲜血的颜色，“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后来在一首红卫兵写的理想主义长诗中，主人公渴望并坚信将彻底埋葬旧世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大战中红卫兵们征战欧美，最后将红旗插上白宫。
红卫兵一代的鲜明特点
而从红卫兵自身来说，或许可以看到四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个特点自然是造反，1966年5月29日，诞生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其中写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现在不反，更待何时？”这话是有根据的，因为毛泽东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那么，谁可以造反？一开始，造反的主体是有限制的，必须出身红五类，“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文革初期北京的“老红卫兵”甚至更加严格，其核心是革干子弟，但毛泽东为了通过红卫兵广泛发动群众，支持了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所以，一度比较普通、受压的人，甚至包括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造反了（虽然这些人多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到整肃）。至于造谁的反？当然首先和直接是造自己身边人的反，造老师、校长的反，造派驻工作组的反，造一切可能造就压抑的管理者的反。然后也杀向社会，破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决裂，也和革命政党建国前期的“传统”（十七年）决裂。谭厚兰率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到山东曲阜砸了过去被认为是“万世师表”的孔子的庙宇和墓地，可以说是一个象征，而网罗了除少数几人之外的党中央和政府领导人的“百丑图”也是一个象征。
一时间，在最高领袖的支持下，几乎所有学校的原先领导和组织都靠边站了，而红卫兵也从学校走向了社会，从本地走向了外地。文革头一两年，全国经历了一个类似于半无政府状态的“天下大乱”时期。那也是红卫兵最为红火的时期。我第一次在南昌见到红卫兵，已是1966年的8月，开始是不多的几个学生佩戴红袖章，后来，是在车站欢迎见到毛主席的浩大红卫兵队伍撑着红旗从北京归来。此前，在当地人心目中北京是多么遥远和神圣的地方！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这怎么可能？但这一切的确成为可能。而且连坐车吃饭都不要钱，使得小将们甚至有了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在这种造反精神的鼓舞下，年轻人几乎可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除了一个遥远的神像。“炮打司令部、火烧xxx（这里可以填上任何本地本单位领导机构或领导人的名称）”的大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年轻人也许本来就有针对一切压抑他们事物的反叛倾向，而此时，他们似乎获得了一种千载难逢的“造反”机会。
然而，这种造反其实仍是一种“受命”或“受控”的造反。因为红卫兵的第二个鲜明特点即是忠诚。而且，这种忠诚与其说是忠于某种思想或精神，不如说是忠于一个人、一个被视作神的肉身（因此也就会有种种变化且神秘莫测）。“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所谓红色的“卫兵”也就是要“誓死捍卫毛主席”，因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已经睡在我们身边”。多少年轻人愿意为此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和热血。
所以，红卫兵的造反（或至少其“成形”和一度“奏效”）并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造反的过程并不是一直按他们的意愿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受命造反”、“奉旨造反”，而后来也一直是在“受控”过程中的造反，到最后结束也是“被命停止”。在这一点上，红卫兵和1960年代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的年轻人造反有着根本的区别，虽然发生得更早，却像是“1960年代精神”的一个异类。他们和中国五四时期的青年乃至1957年的“青年右派”也不一样，1957年的“右派大学生”，虽然基本上也还是拥护社会主义，但也追求自己的某些自由民主理念。而后来蜂拥而起的红卫兵组织，几乎都是在比谁最左、最红、最忠于和拥护毛主席。他们很难说拥有或确立了他们的主体性，一切都必须严格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进行，和红卫兵日夜相伴的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他们也都擅长打“语录仗”，还要时刻准备听从“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的指引。他们之所以在一段时间里能够造反，是因为有当时权力和威望都达到同样“史无前例”顶峰的最高领袖的支持。红卫兵成了文革运动的急先锋，但或许也仅仅是用作急先锋。这次文革运动的动员者不是政党组织，而是政党的最高领袖撇开了组织，直接以自己的无上权威和卡里斯玛的魅力进行动员。毛泽东八次接见全国各地的1200万红卫兵，他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并对红卫兵说“要武嘛”。于是，红卫兵的大串联将革命烽火燃遍了全国各地，乃至穷乡僻壤。
的确，当时的许多红卫兵常常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为榜样，但当时的环境其实和五四时期的中国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不知道的是，恰恰是今天的“毛主席”使他们不可能再效仿过去的“毛润之”了。他们以为是自己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在这“苍茫大地”上，其实并非他们，而还是主席在“主沉浮”。就像有人评论说，红卫兵运动因为毛泽东1966年8月1日的一封支持信就“星火燎原”，也因为他1968年7月28日召集的红卫兵“五大领袖”参加的座谈会戛然而止，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主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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