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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起“温州事件”看中国的社会病

作者:犀利公 来源:共识网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09日 点击数: ( 字体: )

 
  动车事故与钱云会事件,分别发生于半月前和七个半月前。事发地都是温州,纯属巧合。用这两起事件来申论“中国病”这个大题目,是因为它们所引发的全社会的关注度,要超过自汶川地震以后所发生的诸多天灾和人祸。
 
  1.病灶与病象
 
  说当今中国百病缠身,不会存在太大的异议。当然,高唱《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能超越美国》的胡鞍钢先生除外。
 
  想言尽中国病的各种现象是困难的,因为种类繁多;想圈出发病的部位也是困难的,因为每一个部位都在发病;想区分各部位病情的轻重更是困难的,因为每一处病每一种病看起来都医治无方。笔者只能罗列几个主要的病灶和病象。经济上,权贵资本已经坐大,民营经济不愿被体制化就会被边缘化,底层民众与经济蛋糕渐行渐远。政治上,完全受权贵集团的掣肘,维持现状成为无奈的选择,“改革”这一当年最响亮的词汇如今却变成了忌语。法制上,各级制定者和执行者,不是成为权贵集团的一员就是沦为权贵集团的帮凶,连《宪法》都成为令制定者自己都害怕、变着法儿绕着走的礁石。信仰上,共和国以前有神鬼图腾儒道释,共和国以后有过短暂的共产画饼,尔后就剩下了两样——权和钱。道德瓦解、信用崩溃、民心离散、社会分裂,是当今中国的基本病象。
 
  2.发病路线图
 
  两起温州事件所具备的解剖价值,就在于我们可以据此总结出中国各种社会病的发作线路图:出现问题→掩盖问题→再发生再掩盖→民怨累积→终有一次事件引发民怨爆发。
 
  去年12月25日,温州寨桥村村民钱云会被轧身亡,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围观要超过杨佳袭警案和邓玉娇杀官案,原因不在于现场的惨烈,而在于钱云会身份的特殊:真正的民选村长、连续五年带领村民进行土地维权、多次被抓、出事前刚从劳教所放出来。诸多因素让民众相信这是官府的蓄意谋杀,尽管来自民间的观察团也提供了交通肇事的结论,但怀疑并未消止,直至今日。官民之间信任感的丧失,由此可见一斑,这是多年来无数恶例持续累积的结果。
 
  今年7月23日,两列动车在温州城郊追尾,死亡40人,引发全社会热议,至今未息。此类事故三年前在胶济线上也发生过一起,死亡72人。即便是在国外,如印度、德国等,也都曾发生过。而且在此前一天(7月22日),京港高速信阳段还发生了一起特大汽车事故,有41名乘客被烧成焦炭,现场惨不忍睹。细心的网民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人对此予以关注。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因为铁路积累的民怨,长久而又广大。最近可以联系的事有两件:一是去年7月份一度引发民意反弹的高铁贵族化、空驰现象,以及自欺欺人的上座率计算方式,网民戏称其为“一人车厢”、“运椅子专列”,并配图揭露;二是刘志军的20亿人民币和张曙光的疑似28亿美元贿款。动车事故最刺激民众神经的事有三件:一是为了通车不救人;二是此前过于高调的成就吹嘘;三是官方“中央重视、地方积极”的陈词滥调。
 
 
  在遇难者的遗体尚未清理完毕,在散乱的肢体中尚裹有幸存者的情况下,铁道部门急于将损毁的列车扔到桥下,甚至将车头就地掩埋,其目的就是要尽快恢复通车。因为,通车,只有通车,才会让民众觉得一切都又回到了平常——就那么大点儿事。这是对国民性多么精准的把握呀!在“狂野动物”节目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当狮群生吞活剥一头野牛时,牛群会围住狮群,少数健壮的公牛还会尝试去救助同伴。但当食物即将被瓜分完毕时,牛群会立即散去,并在一旁静静地吃起草来——刚才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在狂野中国,这一幕何其相似!4日还是血肉模糊的屠场,5日就变成花团锦簇的广场。22年前,那么大的事都能做得那么漂亮,何况几节撞毁的车厢?——事故现场的领导会这么想。
 
  3.病情走势:疮不冒头病不好
 
  基于2003年孙志刚事件终结收容遣返制度的“成功”经验,对这两起温州事件,民众也曾寄予很高的“倒逼改革”期望。有人断言钱云会事件将改变中国式的上访和维稳制度,有人预测动车事故将启动中国垄断行业的大清理,至少铁道部将会被撤销。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甚至发文呼吁:到了用网络倒逼改革的时候了。然而,这些预期都会或都将会落空。钱云会事件发生半年多来,我们看到了更多离奇的维稳事件:6月11日—14日,广东增城连续三天发生打砸烧聚众事件,实质是持续20年维稳积怨的总爆发;6月24日,江西抚州访民邱润武,因知晓抚州爆炸案主角的冤情而被关进精神病院;7月份,贵州六盘水市分管维稳工作的前任副市长田万昌,因女儿被强奸一案得不到伸张,化装进京上访……。温州高铁事故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故,笔者不能确定,但一定还会发生恶性事故,却是可以确定的,因为诱发因素一点也没有改变。我在《我们不说什么》一文中写到:“你们让三年前出事故的济南局长就任三天前出事故的上海局长,我们不说什么。”表达中也有这层意思。
 
  中国现体制的悲哀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没有提前规避事故的民主决策机制,也没有事故发生后追根溯源的民主监督机制。赞美救灾可以,反思祸源则不行。由此,共和国培养出把持铁道部8年、将垄断与腐败发挥到极致的刘志军部长;也造就了主政水利部长达40年的钱正英部长,在此期间,她主持整治的黄河断流、海河缺水、珠江严重污染、淮河成了害河、三峡祸福未知……
 
  中国病是体制之病。医不自医,是句民谚,颇具哲理。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离地面”是荒谬的。体制不改,病不能除。由此,可以预测中国病的基本走势图:发小病→拒绝体检→再发病再拒绝体检→发重病→无药可吃或没有时间吃了→躯体倒下。
 
  官媒也表达了相近的看法:“要看到一些干部畏首畏尾的疲态,把问题拖大拖炸,将矛盾击鼓传花。”(《人民日报》评论部,2011.07.07)
 
  赖昌星事件是一把衡量中国病情的另类尺子。在温州动车事故发生的当天,这位逃亡12年的汽油走私大王被遣返回国。国人对此相当平静。因为12年来,贪官们一次次刷新的贪腐、贪色记录,让赖先生的“事迹”不再扎眼。网民模拟采访道:“赖老师,您为何回国?”赖回答说:“国内油价涨成这个样子,我在异国他乡睡不着啊!”这不仅反映了网民某些潜在的心声,也反映了民众对贪腐的容忍阀值进一步提升。这是腐败可以继续发展的最好的民意基础。看似贪官之福,却是现政体之祸。
 
  在腐败面前,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一切美好愿望都将化作泡影,一切社会病症都将走向不治。一如民谚所言——疮不冒头病不好。笔者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景象:无可奈何烂下去,似曾相识革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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