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 阅读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自由问题，而是权力腐败问题。中国官员的权力之大世界少有，而权力受到监督的力度却非常微弱。出现腐败，十分正常。因此，中国政治改革首先要围绕权力监督来进行，并充分利用现有体制资源，找到最为经济有效的监督办法。
中共反对“三权分立”，实际上整个党政系统早已形成了众多泾渭分明的权力分立。各地方、各部门、各机关守着各自权力的一亩三分地，如同一个个权力堡垒，不容他人插足。中纪委可谓位高权重，但也不好主动过问任何具体部委和省市的日常决策、人事任免、工程项目、大额资金使用。只有等到爆发事件、案件，或有确凿举报，才能师出有名地组织调查。实际上，各级纪委更像是一个准司法部门，出了事，有了线索，才开始查办。只有被动的事后惩处，鲜有主动的事先检查。中共有严厉的纪律“惩治”，却没有真正的纪律“检查”。
按照规定，各级党委对纪律检查工作负总责，纪委只是同级党委领导下的工作部门，因此党委主要领导反腐的意志和决心至关重要。问题是，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列车上，各级党委就像是一部勇往直前的火车头，督促和鞭策手下干部放手工作、开拓局面或许胜任有余，但监督检查其工作作风或缺点错误则顾忌重重，往往显得不忍、不便和不愿。这里既有对手下干部的爱护、信任，也有“家丑不外扬”的私心，更有担心影响干部积极性的考虑。特别是，党委成员都是党政主要负责官员，本身就是有待监督的对象。依靠党委来监督自己，当然难以奏效。
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中共全党有决心每年把数以万计不乏领导才能的干部送进监狱，并将部分干部处以极刑，却没有决心对领导干部展开日常监督检查，任由部分干部在“放手工作”的过程中也“放手”犯错误。
中共中央早就认识到权力监督的重要性，先后出台了党内纪律处分条例和党内监督条例，特别是2005年起大力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各地各部门都制定了一系列好的制度、政策和办法。问题是，这些制度、政策和办法常常得不到切实执行。笔者以为，中共中央有必要痛下决心，普遍地开展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并采取跨级、跨部门监督的办法，打破权力堡垒的障碍。具体怎么做，制度和办法都是现成的。
一、各级纪委要将“询问”、“质询”、“诫勉谈话”等制度日常化、普遍化；二、各级人大要将“询问”、“质询”、“听证会”等制度日常化、普遍化；三、中纪委要承担“惩防体系建设”的主要责任，加强对各地区各部门“惩防体系建设”的落实、评估和完善情况的督促检查。
为了落实上述一、二两项“当面”监督措施，有必要进行相关制度的改革和衔接。第一，为了使当面监督不走过场，要事先进行充分的调查，掌握充足的信息，要让询问对象真正感受到警惕、警醒甚至警怵。为此，有必要将党内巡视制度、审计制度、人大“执法检查”、“个案调查”等调查类监督制度，与上述当面监督制度相衔接，两种制度相互支持，形成合力；二是，当面监督的对象既要针对相关部门，更要针对官员个人。目前党内询问和质询只针对部门不针对个人的规定有必要修改；三是，监督的目的仅仅限于预防和避免明显的错误，包括违纪、违规、违法行为，而不是代为处理具体业务。因为如果干预具体业务，既会妨碍主要意图的实现，也非纪委和人大所长。
关键还在于党政分开
特别是，鉴于同级同部门纪委和人大难以监督同级党政领导班子，因此要普遍采取跨级别跨部门监督方法，明确实行“下管一级、上究一级”责任制。中央纪委和全国人大负责各部委、省级党委政府、大型国企、重点事业单位领导班子的日常监督工作，各省市纪委和人大负责所属厅局、市县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的日常监督工作。要明确规定，任何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都有向上级纪委和人大述职述廉的义务，和向其公开业务资料数据的义务，故意隐瞒和造假构成违法乱纪。
目前，询问、质询、诫勉谈话、听证会、个案调查等监督手段基本闲置，很少使用，而这些手段恰恰是权力监督的利器。鉴于人大和纪委的人力不足以承担此项工程，可以考虑从党政和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中，遴选恰当干部参与该项工作。另外，最基层纪委和人大机关专职人员作用有限，可进入总体调配使用。人大和纪委之间可以有分工，更应该有衔接、有合作。
中共纪委或许有宽纵干部的可能，但鲜有办错案子冤枉干部的纪录，所谓“谁来监督监督者”不过是一个虚拟问题。纪检监督和人大监督归根结底是一种体制内监督。中国人大不同于外国议会，各级人大机关都是在中共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以为搞人大监督就是搞“三权分立”乃是一种错误的教条。1956年，中共中央在研究匈牙利事件并总结社会主义经验教训时，总理周恩来曾建议加强人大监督，“允许人大和政府唱对台戏”。可惜由于各种原因，这样的建议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从长远来看，邓小平所设想的“党政分开”依然值得认真研究和探索。目前，由于党政不分，党委要监督政府立刻就遇到“自己监督自己”的困境，需要通过跨部门、跨级别、跨地区的办法来克服，其监督的成本绩效，显然比不上党政分开时各级党委的就近及时监督。党政不分还让党委变成了政府，使党委、人大、政府和群众四者之间严重失衡，重心全压在政府一头。这既使得腐败难以制约，也让政府不堪重负，还使得党和人大这两种制度难以发挥特殊作用。实际上等于只有一个政府，党和人大都不见了，群众则在一旁怨气冲天。由于党的过分政府化，各地方省市由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也未能加强人大工作。党的建设更是问题成堆。由于党已经政府化，就不可避免地官僚化，离群众越来越远。不走群众路线，要发展党内民主，发扬人民民主，通通谈不上。
将权力监督寄托于某种单一的办法，终归成本高而效果不理想。中国目前只是落实了事后惩治这一招，其他预防性的监督手段，如纪委监督、人大监督、群众监督、政府监察、民主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等等，都有待具体落实，大有潜力可挖。而从体制内权力监督办法入手，正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为切实可行且风险最小的突破口。
（作者是从事法学研究的北京学者）
分享按钮分享到凤凰微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 上一篇：中国官网驳斥动车事故“八大谣言”
- 下一篇：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