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帝国内部崩溃的根本原因：金融体系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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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国国门的鸦片战争

 

 

 

 

 

清康乾盛世以来，国家收入不断减少，从而导致军队越来越弱，这恰恰是康乾盛世惠民、利民的宽仁政策所导致的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甚至是市场经济高水平发展所导致的资本积累困境所致——这正是清朝由盛而衰的又一原因所在。

 

地租收入的减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也是清朝实行仁政的结果。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

 

 

简单地断言清帝国在武力上“软弱”，其实也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这里的关键，首先在于对何谓“霸权”的理解、在于对何谓“统治”的理解。因为，正是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体系，才构成了理解、阐释何谓“软弱”或“强大”的前提。

 

如果单纯从军事上说，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清帝国和英国一样，其实都是非常“好战”的。从康熙、雍正到乾隆，从北击雅尔塔到收复台湾，从远征廓尔喀到平定噶尔丹，无论是在西北还是在东南，无论是在茫茫草原还是在辽阔海疆，清王朝的大部分历史，其实也是必须透过炮火硝烟才能被看到的。因此，相形之下，何伟亚（James L.Hevia）的如下说明也许比较客观，他认为：到18世纪末期，中英两国“都统治着不同种族与文化的子民；双方都各有其政治中心，也都有其等级不同的属国和殖民地，双方也都自认为比对方优越”。这里的区别仅仅是，中英双方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和运用武力的方式，中英双方也分别代表着对于“霸权”和统治的不同理解。

 

作为一个拥有巨大领土和疆域（2200万平方公里），但自身人口却很少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清王朝而言，尽管武力是必要的，但是，武力征服和军事占领却并不是最佳的帝国统治方式，而获得文化和礼通过武力占领而攫取经济、税收利益。无论对于蒙古、西藏还是新疆，清王朝采用的都是“仪上的认同，并在边疆地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地方自治，甚至在多民族政体中实行“多主制”，则是更为有效的治理方式。像历代中国王朝一样，清帝国的统一同样是建立在文化的“大一统”之上的，根据文化大一统的理念，武力的效果总是有限的，这是继承着中国漫长的“文化帝国”统治经验的清王朝，与脱胎于欧洲军事帝国、新兴的“英帝国主义”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它表现为：对于属国和藩邦，清朝并不追求军事和武力占领，更不追求统而不治”的方式，而无论对朝鲜、安南还是琉球，清王朝所采用的也都是通过提供经济和贸易上的好处以换取文化上的象征性认同的“朝贡”。

 

然而，与清王朝这种“差序包容”（hierarchicalinclusion）的“天下观”不同，英国对于什么是“统治”却有着其完全不同的理解。简而言之：在欧洲内部，英国的政策是建立在“互相毁灭的武力平衡”基础上的“主权平等”外交（此为《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奠定）；而对于欧洲之外的国家，英国则实行直接的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的殖民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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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的政治，更将中国作为“文化帝国”的统治方式推向了极致和高峰，不过，它却也使得“文化帝国”的固有缺陷更加深化了。这些缺陷包括“官－吏”分立造成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痼疾，包括由于白银依赖所造成的东南沿海商人群体买办性的加剧——这在清代广东公行制度的腐败中得到最深入的表现，更包括藩属地区、沿海地区离心和分裂势力的日益坐大。而对中国作为“文化帝国”的政治特点，现代中国政治家们大都有所领悟，例如蒋中正就将中国历代王朝政治的特性，解释为主要依靠社会和礼俗的“自治”，而非国家的控制。他说：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所致力。由个人日常生活方面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训；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举修齐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社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蓄于修筑和输浚。

 

然而，所谓依靠“社会自治的精神”和“乡里互助的道德”，固然是“不待政府的督促”，不过这样一来，国家的责任和能力势必下降。面对千百万“自治”的小农，国家的干涉好像是少了，但是地方势力的利益、束缚和权力因此就大起来了。国家依靠地方自治，这好像是很节省行政成本而有实效的制度，但是长此以往，国家的组织性和行政效率就形同虚设了。内部地方上的权力尚且是如此之大，而至于边疆方面，国家的能力就可想而知了，当它遇到强敌入侵的时候，不能抵抗也是自然的了。这个问题实际是自古就有，宋以降加剧，到了清代，矛盾就更是非常地突出了。

 

概括地说：清王朝这种“差序包容”、甚至“多主制”的统治方式之优势所在，当然就是可以极大地节约统治成本，从而导致了其以“少数民族”的规模，却成功地统治了广阔的领土——特别是幅员辽阔的边疆地区。但是，其劣势则在于，对于藩属和边疆地区长期实行的“统而不治”、“为而不有”的政策，天长日久，则必然造成一种地方主义、分离主义，这表现为治理藩属能力的下降，特别是对边疆问题的松懈。而以东邻日本的兴起为例，与清王朝对比而言，主导明治维新的日本萨摩、长州两藩，都属日本的外藩，它们的特长恰在于有着经营地方、边疆问题的长期经验，这不但导致了明治之后的日本将治理的重心确立在其边疆地区，而且更从客观上助长了近代日本的扩张主义趋向。因此，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打击，其根本目标也主要是瓦解清王朝的边疆和藩属，这一点又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基于清王朝“天下秩序”在边疆治理上的弱点而作出的明确战略选择：如日本对琉球、朝鲜、台湾、满蒙，俄国对东北和蒙古，英国对广东、新疆和西藏，法国对安南和广西。在这个意义上，清王朝的瓦解，首先是其边疆和藩属瓦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的。特别是，鸦片战争的剧变，首先是从东南沿海的海疆爆发；这亦不是偶然的，那里长期以来就是引进白银的口岸，同时也是买办商人势力支配的地区，而作为“蛮夷之地”，相对于北方和西北而言，南方地区国家的治理能力更一向就是薄弱的。

 

“天下”是指文化上的“大一统”和普遍的文化秩序支配下的差序格局，“天下观”中的边疆、外藩与中心或者中央的关系，显然不同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对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有清醒的了解。而18世纪末期，中英上述“帝国天下观”与“帝国主义世界观”之间的对立，就鲜明地表现在1793年马嘎尔尼使华所发生的冲突上。乾隆帝在敕谕中清楚地表达了华夏皇帝实际上没有真正统治世界上所有区域的欲望，他本人只是“中国文化圈”里的皇帝。对于非中国文化圈的国度，他没有任何兴趣，而且，中国这种“文化大一统”的制度是其他文化中的制度不能模仿、无从效法的，故乾隆帝说：“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无用。”在马嘎尔尼的时代，按照英国自己的逻辑，英国所要追求的与清王朝的“主权平等”，只能是建立在互相毁灭的武力的平衡之上，而根据当时中英之间武力的差别，中英之间这种意义上的“主权平等”还不可能通过武力来达到。因此，18世纪末历史的尴尬在于：不但清帝国没有接纳英国为“藩邦”的兴趣（因为它不属于中华文化圈），而英国也没有通过武力而与清帝国“主权平等”的能力，更没有把中国纳入殖民地的可能。这种文化上的互相“不承认”以及武力上的彼此“无可奈何”，是那次“外交”陷入失败的真正原因。

 

这也正如罗伯特·B。马克斯在其极具创见的着作《现代世界的起源》一书中描绘的：清王朝的“外藩”并不等于英国人理解的“殖民地”，它们从来就不是中华帝国征税的对象，而是中国以购买力的方式进行援助的对象。而英国所谓的“主权平等”也绝不等于“和平相处”或“和平共处”，而是意味着“武力对等”。“18世纪末期的时候，与中国相比，英国的势力还是不够，它仍然无力挑战中国在亚洲确定的贸易原则，尽管他们试图这样做，最着名的一次发生在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带领使团觐见中国皇帝乾隆，结果遭到一番冷嘲热讽，无功而返，英国对此之所以无可奈何，就是鉴于当时的英国和中国之间确实还没有实现欧洲式的武力平衡。”

 

然而，在不到半个世纪的光景，清王朝却终于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的武力所击败，鸦片战争的战败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而言都是极其关键性的，它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负。今天看来，鸦片战争对中国与世界的关键性影响，起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界定：

 

第一，鸦片战争的失败和随后一系列的战败，使得中国日益背上了天文数字的赔款，从而使得中国由1567年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商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一举沦为了西方的债务奴隶，从此，近代中国就再无财力投资于发展生产和国家建设，更不要说是民生建设了。而西方列强也由此变成了中国的债主，随后，不但中国的生产活动一般都是由外国投资所驱动的，中国遂成为西方列强的资源和劳动力来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打工国家”），而且西方列强也由生产国变为投资国、资本输出国，即从此之后，西方列强主要依靠资本投资而非物质生产，来占有和攫取世界主要财富。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由此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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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尤其要注意到：鸦片战争前后，其实又是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由“银本位”向“金本位”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自16世纪以来，地中海的银行家们，先是在欧洲内部的南北贸易中，利用金－银之间的差价获利，开始了其黄金积累过程，随后，在对中国的贸易和大规模白银出口中，又进一步利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金、银差价再次获利，通过亚洲贸易增加了黄金的储备（起初的原因不过是因为黄金比白银更便于携带和长途运输）。最终，随着欧洲对于非洲的殖民活动和金矿的开采，导致欧洲在19世纪初已经掌握了世界上大部分的黄金，这从而为西方各国采用“金本位”制度奠定了基础。

 

于是，当着1830－1850年之间，普鲁士、法国，随后是美国先后废弃“银本位制”而采用“金本位制”之时，世界白银需求大规模下降了，白银的价格大幅度跌落了，而这一大变动对于白银的最大进口国中国而言，所造成的影响起码是两个。第一个影响是：世界各国、各种成色的银币纷纷涌向中国，中国货币市场上充斥着劣质白银或者白银“劣币”，这造成了“良币”——高纯度的中国“纹银”价格高企。而第二个影响是——它造成银贱物贵，通货膨胀加剧，这就对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造成了最直接的影响。上述世界货币体系的变迁，本来已经给中国固有的货币体系造成了深刻的打击，可是，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投资中国和印度贸易的英国金融家们，又与广东公行的中国买办阶级勾结起来，通过如下紧密联系着的两种方式，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金融体制：即他们一方面通过利用中国“良币”——“纹银”与各种成色的世界银币之间的差价，大量出口纹银到印度和欧洲，以投机获利，而这就造成了中国“纹银”的大规模外流。由于“纹银”是中国国家最终的结算和储备白银，是中国国库用银，更是中国的“基准货币”，所以“纹银”的外流，就极大地动摇了中国的国本。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劣质和成色不等的白银货币，又经他们之手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市场，这又使得中国货币（铜、西班牙银币－纹银）之间的换算关系陷入紊乱，作为基准货币“纹银”的大量流失，更加使得货币换算关系的紊乱不可收拾，这最终摧毁了中国的货币税收体系。

 

这样一来，一方面是中国自明隆庆元年（1567年）开始逐步确立起来的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金融体系，终于在1840年左右走向无可挽救的崩溃，另一方面，却是西方自1570年代开始日益积累黄金的活动，在此时恰恰又达到了高潮，并最终促成了金本位制度在欧美的产生，于是，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和贸易上的鸿沟，从此也就由这种货币制度的安排所铸成，并日益放大了：即从此之后，无论中国有多么大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而由于西方世界的产品与黄金挂钩并由黄金定价，所以西方国家生产的商品，就“先天性”地比中国产品更为“值钱”，同理，无论中国的出口规模多么巨大，但由于金贵银贱，这在一开始就使得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处于了下风。我们说鸦片战争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更是指上述国际货币体系变动，是指中国由此而形成的商品生产和贸易上的绝对不利局面，至今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第三，在英国－中国－印度三角贸易关系中，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金融家们，逐渐承担起汇兑贸易差额的角色，这个角色不但替代了历史上东南亚华侨所创立的“银信汇兑局”的作用，并且还把晋商汇票从中国贸易中挤了出去，从而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不得不依赖于英格兰银行的汇兑业务和汇票。有清以来，西方银行家在与中国的大规模贸易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这种国际汇兑垄断者角色，使得中国的贸易剩余被西方金融所掌握，这乃是随后西方金融资本支配中国经济的重要制度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和西方列强绝非仅仅是“靠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实际上，英国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们，更是靠它们长期所形成的金融放债体系，逐步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贸易和生产活动，而鸦片战争不过是以暴力的方式，揭开了现代世界由资本投资主导的债务剥削体系的铁幕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近代失败当然也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失败，因为它作为19世纪漫长历史的结果，首先表现为世界货币－金融体制的转换所导致的清国家内部货币体系的紊乱，由于作为国库存银和“货币基准”的“纹银”的大规模流失，由于大量劣质货币的流入造成的清代货币换算体系的崩溃，最终这一切，在军事失败之外，又势必对晚清的国家货币税收体系造成灭顶性的打击。由此看来，由世界货币体系的变迁、世界货币流动逐步造成的中国内部金融－货币体系的动荡，自然也并非是从1840年才开始的，而是在19世纪初的头几年就开始了、并且逐渐地加剧了。这种货币金融变迁，其实又早已经潜在地、然而却根本性地影响着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并必然会最终传导到中国的国家财政－税收体系，这就是清代国家财政日益陷入困难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国家财政的困难，当然势必会影响到清的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军事能力建设。

 

正如本书上篇所揭示的：中国货币体制之不合理，其实是自明隆庆元年就奠定下来了，在这个意义上，明、清两大帝国崩溃的原因，都主要在其内部——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也就是说，自1567年以降实施了长达300年的货币政策，其实才是导致中华帝国从内部崩溃的最根本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没有人比滨下武志的如下论述更为直截了当：

 

中国在以白银为主要货币金属的同时，其供给却需要依靠外国，这种矛盾的结果，在白银的第二次流出期突出地体现出来。这也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作为“结算手段”的银不足时导致的银贵，以及在国内作为“流通手段”的银不足时，导致的银贵钱贱。而且，这还暴露出没有直接掌握白银流通的清朝财政，却以白银为主进行征税和财政经营的内在根本矛盾。

 

而且，白银从中国的流出，其原因不应仅仅归结为外国贸易结构性质的变化，而更应该被看成是一个新的起点——由此产生的新的贸易金融关系的展开，决定了各国列强侵入并掌握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发生质变的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历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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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融垄断相比，军事暴力只不过是19世纪“欧洲文明”的一个方面，反过来说，军事失败同样也只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华帝国失败的一个方面，即军事失败只不过是中国国家财政失败的最直接表现，而中国国家财政的失败，则是300年来中国将货币委之于外国的必然结果，它才是造成中国国家能力在近500年里持续下降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人将鸦片战争的失败，简单地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和科技文明先进之类的说法，就几乎是完全不着边际的。于是，关于鸦片战争的叙述，唯一值得参考的中国着作，可能也就是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了。

 

因为，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名着中追问了一个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军队人数不过7000，而且还是不识地理、不谙地形、劳师袭远的疲惫之师，充其量不过是一批规模较大的海盗而已，为什么清朝所调集的大部队，其以绝对的优势兵力，竟然不能应付这7000人的海盗？而今想来，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简单，实则却是最不容易回答的。

 

通过大量的战报和奏章分析，胡绳发现了一个久为历史学家们所忽略的问题：被从内地调来的大批清兵虽然人数众多，但却是“军饷”严重缺乏的部队，故而非但行动集结极其迟缓，等其赶到，高度机动的英军早已杀向它地，更由于清军因“穷”而成“匪”，不但纪律性极差，所到之处，敲诈勒索地方、乃至抢掠百姓成为家常便饭，且清军之间的互相攻击、彼此屠杀，更是经常激起民变，从而导致沿海百姓反过来为英军提供情报，甚至成为英人侦探。如此里应外合，这才造成英军得以以小击大，变被动为主动。这就是所谓：大军“奉调之初，沿途劫掠，抵粤之后，券驽纷扰，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夺财务，校场中互为格斗，日有积尸”。

 

这样，胡绳的考辨就提出了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其一，清军是严重缺饷的乌合之众；其二，英军采用了清军所不擅长的海洋战争的手段，他认为这二者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内外因。

 

就后者而言，施密特对于欧洲现代军事革命的分析堪称经典，在《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一书中，施密特指出：现代海洋战争采用的是典型的以小击大的机动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争”，它不以夺取对方领土，而只以夺取商业利益、摧毁对方的经济和贸易为目的，海洋战争采用高度机动的战略战术，以不择手段的恐怖和威慑来强制对方就范。与陆战不同，在没有边界和阻隔的海洋上，所谓地理、地形的优势根本派不上用场。换言之，在鸦片战争中，即使没有沿海居民作向导，英军只要不上岸，清军也绝不可能依靠陆地地形优势对其战而胜之，更不必说是聚而歼之。而鸦片战争中英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恰恰完美地表现了施密特所描述的现代海洋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威力。例如，尽管对于英军来说，即使兵临南京城下，也并不意味着其就能占领南京，即使其占领南京，也不意味着清朝的战败，但是，少数英军对于清王朝的真正威胁在于，一旦英军兵临南京，并在那里封锁长江，则会立即阻断了清王朝的“漕运”，而一旦“漕运”断绝，这样就等于卡断了清王朝税收和财政的命脉，从而对清王朝的经济和国家税收产生致命的威胁与打击。

 

而胡绳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清朝大军其实是严重“缺饷”的乌合之众，这一点则更为深刻地揭示了鸦片战争中清军所以战败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与战争进程中清朝对于“漕运”断绝的担忧结合在一起，暴露了清国家税收体制与军事衰弱之间的必然联系，恰恰是这一点，在此前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中很少被涉及到。

 

简而言之，正是由于从康熙时代开始逐步实施的“摊丁入亩”和“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等利民政策，一方面解决了人口剧烈增长而带来的人地矛盾，从而通过分工和交换的扩大，把清王朝推向康乾盛世，另一方面，由市场高度平衡所造成的人均收入的下降、需求的减少和利润率的微薄，却无一例外地会导致国家岁入的不断减少，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清王朝对于军事的投入，更使得军队大规模“缺饷”成为那个“盛世”的普遍现象。同时，满清八旗兵制，并非是与土地相联系的“民兵”制，而是贵族兵役制，以八旗为核心的满族贵族，又是与生产相脱离，完全要靠小农的地税国赋来供养的。而汉族军队“绿营兵”，基于的也是募兵制，他们同样是不事生产，要靠国家赋税养活，于是，国家赋税收入的减少，对这两支庞大军队的战斗力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与清王朝这一长期实行的兵农分立、军事与生产脱离的制度完全相反，英国所采用的建军模式却是通过向商人贷款来不断发动战争，豢养和扩大军队，同时又反过来通过军队和战争掠夺资源、刺激国内经济发展，并为商人开辟市场。清－英军事制度之间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军事与生产贸易分立，一个却是军商合一，这两条不同建军道路的长期采用，终于导致了鸦片战争中国必然战败的结局。从更为长远的角度看，这个似乎注定的结局，首先是由于清英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别是不同的土地制度，以及这种土地制度长期实施所导致的。如前所述，一方面，英国的土地制度是与农奴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包括“圈地运动”在内的对于土地进行资本化经营的英国土地改革，一方面将农奴改造成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并为后来的城市工厂准备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但另一方面，在圈地运动中，原本一无所有的农奴并没有失去土地，他们失去的仅仅是服劳役的“义务”而已。因此，包括圈地运动在内的土地资本化运动，既与解决农奴问题相联系，在英国的条件下方才是可行的。同时，又因为工业革命的资源和市场都在“外部”，要控制外部市场和资源，就非依靠军队和军事暴力不可，而英国要发展军事力量，既要有大量流浪汉兵源，又非对国民加税和借贷不可。而形成悖论的是，这种“英国道路的可行性”，恰恰在于英国农奴制度相对于清王朝的自耕农制度的落后性。正因为清王朝的土地制度是建立在大量的小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在人口不断膨胀的条件下，剥夺小农的土地，不仅不利于生产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完全不可为的。因此，养活庞大人口，并促进生产发展，就只能是通过减税的方式、以扩大分工剌激交换的方式来鼓励农民经营和开发土地，增加粮食产量。

 

换句话说：清康乾盛世以来，国家收入不断减少，从而导致军队越来越弱，这恰恰是康乾盛世惠民、利民的宽仁政策所导致的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甚至是市场经济高水平发展所导致的资本积累困境所致——这正是清朝由盛而衰的又一原因所在。而较早指出这个历史关键点的，是日本东洋史研究的开创者、京都史学派的奠基人内藤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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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1866－1934）出生于今日本秋田县鹿角市，他在明治维新的时代特立独行，积极反对明治政府推行的“脱亚入欧”的全盘欧化路线，而主张“东洋（东方）史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日本不应该“脱亚”而应该“援亚”。他更进而主张中国和同为“东洋”的日本，从根本上说代表着完全不同于英国和“西洋”的发展模式，中国虽然在军事上被英国打败了，这种军事上的失败既有其必然性，但从长远看，却更有其偶然因素，由此而轻言中国乃至“东洋”发展模式的失败乃是一种“短见”。

 

内藤湖南在1899－1910年间曾经六次来华，与中国学者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交往密切，并有幸亲见《满蒙文藏经》、文澜阁《四库全书》、《蒙文元朝秘史》等珍贵历史文献。1907年，内藤受聘于京都大学，开设东洋史讲座，从此直到1926年退休担任帝国学士院会员为止，成为日本“东洋史学派”的开创者。他晚年退隐于京都一个山庄，依然关心着中国学术的发展，曾与旅日的郭沫若论学，内藤湖南于1934年在京都的乡下去世，其生前尽管有在战乱中贩运中国典籍到日本的可争议之举，但总体上说，内藤开创了日本“东洋史学派”，这一学派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内藤的中国史研究波澜壮阔，创见迭出。其中非常着名的，例如他所提出的“唐宋变革说”。内藤湖南据此认为，中国自宋代起就进入了“近世”，即进入到一个彻底削平封建割据和贵族势力的“君主－平民”二元结构时代，这一巨大的历史变革，造成了长期被特权贵族势力压制的平民地位有所抬头，而作为历史研究者，只有了解中国的君主独裁有压制贵族和封建割据势力的进步的一面，才能洞悉为什么中国自宋以来能逐步培植起平民的力量，而这一历史趋势发展的结果，又自然会造成清末之后，中国必然走向“共和制度”的前途。内藤先生中国史研究的洞见之一，就在于他对清王朝由盛而衰原因的辩证分析。如前所述，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清朝岁入的不断减少和开支的不断增加，“在乾隆末年到道光末年的60年”之间，这种收支日益不成比例和急遽扩大，竟终于铸成了清朝的迅速衰败。

 

一方面是开支的日益扩大。这首先是由清宗族开支的日益扩大造成的，清之宗室制度是对宋以降已被逐步废除的封建贵族制度的某种程度的“回潮”。虽然清开国后并不实行分封制，但却对皇亲和功臣实行优待政策，此优待政策还要延及子孙。而随着皇亲和功臣子孙的人口繁衍，优待数目不得不日益膨胀，优待贵族阶级的开支从而变得日益庞大。

 

其次，乾隆后期以来，作为满州军队的八旗军逐渐丧失战斗力，内外战争主要依靠汉军绿营以及随后的各省义勇军，结果，清王朝在照旧给付八旗军饷的同时，还要把绿营和各省的义勇军作常备军来供养，由于清政府一下子要养几只军队，开支自然空前增加。

 

与此同时，则又是国家岁入的不断减少。而国家岁入的不断减少，却竟是清代长期实行的、应对人多地少的轻徭薄赋之宽仁政策，以及高度平衡的市场竞争的结果，正是这一长期政策导致了国家岁入的不断下降，并最终反过来加剧了清王朝军事力量的衰落。

 

内藤湖南这样写道：

 

地租收入的减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也是清朝实行仁政的结果。在中国，几乎是每十年调查一次地租减收的情况。也就是说，每十年一次把那些无望征收的地租，予以清账。因为有了这样的惯例，所以地方遇到灾害时，也就申请免除地租，并加以延长，达到十年，就予以清账。这当然是清朝颇以为自豪的仁政的结果。即天灾的地方不交地租，而且新开垦的地方也不交地租。这样，随着人口和新开垦土地的增加，国家的税收反而是不断下降的。

 

从道光25年到道光29年间岁入岁出情况，可以看到收入渐渐减少的结果。岁入定额本来应该是4517万两，但实际上道光25年只是4061万两，而到了29年，就变成了仅仅只有3701万两，下降的规模这么厉害。结果自然是：收入减少支出也就不能不减少了，因此，军队的饷银也只能给原来的7、8成，从嘉庆时代开始，军饷的足额发放就是不可能的，大致上是如果该发壹圆的话只能发80钱，这就是收入渐渐减少的结果之一，而不这样做实际上也无法解决。

 

如果我们把内藤进行的细密的财政统计与胡绳所描述的鸦片战争中清军的战斗力衰弱作一下对比，清军战败的结论自然就是非常明显的了。而且，倘如我们再把内藤湖南的着作，与曹雪芹的《红楼梦》对照起来读，也就会更深切地感受到《红楼梦》的伟大之处，会进一步了解毛泽东为什么指出：在一部《红楼梦》中，竟然包含着清王朝，乃至整个中国王朝体制盛衰循环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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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大约生在康熙末年（1715年），卒于乾隆盛世的1763年，《红楼梦》就是在康乾盛世期间写成的。它开篇写贾雨村和冷子兴评点宁荣二府的历史命运，读来宛如上述王朝由盛而衰的辩证法的隐喻：

 

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俭省。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在文学的象征性叙述背后，小说《红楼梦》中确实也包含着对于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刻透视，这种社会-经济分析，成为隐藏在家族兴亡故事背后的隐线，甚至成为小说叙述的“伏笔”。例如，小说开篇即写宁国府的管家媳妇秦可卿死后，托梦给唯一一个“能运筹谋划者”王熙凤，告诉她贾府的振兴之道是以祭祀和家学之名置办祭田和学田，收取地租——而这实际上也就是为历代儒家所倡导的“井田”、“公田”和“学田”制度，它折射着康乾之间，朝野上下围绕着恢复“田制”、借以重兴“民兵”的辩论。但是，对于清王朝来说，除非到了山穷水尽，采用乡勇、民兵而代替八旗兵制，那就是绝对不能考虑采用的制度。这就仿佛对管家的王熙凤来说，弄钱最快的办法是利用职权和关系帮人办事，以从中收取好处费。这也就是她自嘲的“担着祖上的虚名，做个穷官，弄点钱勉强度日”，而这其实就是极至地描写清代的优待功臣的“宗室制度”所造成的后果，预示着宗室制度的崩溃和堕落。

 

非但是宗室制度下寄生虫阶级日渐庞大，“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俭省”，而且，正如中国康乾盛世的“小农”并不是英国的“农奴”一样，《红楼梦》里的奴婢其实也并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奴”，如胡适所说，她们甚至也要求在“情感上”得到重视和满足。结果统治者们也只能四处标榜“仁政”、人情乃至“痴情”，比如说，就连送走一个丫鬟，作为“主子”的贾宝玉都不舍得，其结果自然是坐吃山空，最终应了“千里搭席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的辩证法。这大概就是后来的读者在《红楼梦》中几乎看不到什么严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只有仁政、痴情、人情下面的钩心斗角、贪赃枉法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造成清王朝和贾府最终崩溃的，确乎不见得是什么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而是一个力图维持各个阶级、阶层矛盾均衡的“盛世”，在鸦片战争中，如同被一根稻草压倒的骆驼，从内部崩溃瓦解而已。而实际上，这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内藤湖南的清史研究给我们提供的共同结论。

 

因此，所谓康乾盛世，是指通过对内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对藩邦尽可能实行“统而不治”的方式，精心维持的庞大疆域和内部矛盾均衡，而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仿佛只是举一击之力，就很容易地打乱了这种统治的平衡或矛盾的均衡，并在随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最终造成了清王朝从内部的逐渐崩溃。实际上，在鸦片战争过程中，清王朝真正关心的不是与英军作战，而是英国的军事冒险对于清王朝维持内部平衡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而清国家在广东、浙江地区如此投鼠忌器，也是由于这个地区的买办商人对于国家财政和税收的控制作用。因为爆发危机的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的省份，由于人多地少的原因，历史上就是“重商抑农”的地区，小农拥有的土地很少，既不能靠土地谋生，所以民众“守土重迁”、“保家卫国”的观念原本很差，作为涉及海外贸易最深的地区，这里又长期是国家进口白银的主要通道，也是海外贸易商人和买办商人支配力巨大的地区。对英国进行战争，尤其不符合这些买办商人的利益。

 

深具讽刺意味的是，最终导致道光皇帝接受《南京条约》的赔款要求，而放弃了与英军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的，竟是那些与沿海买办商人相勾结、并代表他们利益的大臣们的分析，例如浙江巡抚刘韵珂在道光22年2月上奏说，如果战争再继续下去，将会产生十大“可虑”，其中最可虑者却并不是英军，而是国家税收之筹措：“沿海七省，警备已将两载，计七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结论竟然是：与其耗费大量军饷调集大军与英军作战，不如一次性向英国赔款，后者不过是白银几千万两，而前者很可能就是无底洞。何况这么打下去，极大地影响了税收漕粮的征收，“今大兵复又失利，催征更属为难”。既然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特别是照顾沿海各省商贾利益，才是盛世的目标，于是，根据代价和收益的精明计算，选择向英国赔款讲和，显然最符合“盛世政治”的路线正确。

 

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自道光皇帝以下的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依然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照顾沿海买办、包养宗族、节制鸦片贸易方面，而并没有把整顿日益紊乱的货币金融体系、重建军事制度、打击沿海地区的官商勾结造成的地方势力，作为对付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主要方针政策，更没有意识到货币体系的紊乱、财政上对于沿海买办商人的依赖、国家对于白银的需求，乃是比简单的“鸦片问题”严峻得多的危机。按照帝国的思路，清王朝依然将现代帝国主义的问题理解为不过是外藩、外夷的问题，而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沦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危险，从而完全低估了鸦片战败对于整个王朝，乃至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

 

而鸦片一战，可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这就是胡适所说的：许多开辟历史新局面的事件，“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

 

（本文摘自《五百年来谁著史》 作者：韩毓海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