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遗忘翁文灏所说的“第三种人”

 

 

“火柴大王”刘鸿生所生产的“龙游”牌火柴

 

何谓“第三种人”

 

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奠基人之一翁文灏先生曾说：“中国从前只有二种人，第一种人在纸上做文章，第二种人在实地做工作，彼此几乎不相通，说话也彼此听不懂，不用说互相帮助。现在却要有第三种人，有知识更能实行，能做工还能研究，这就是你们工程师。”（《翁文灏论经济建设》，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这里所谓“第三种人”，即如当年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中国现代物理学先驱之一），以及竺可桢在日记中提到的凌鸿勋。这位凌鸿勋大概是我们早已忘却了的历史人物，早年他曾就读于清末的上海高等实业学校（即原邮传部的南洋公学）、民初的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又是继詹天佑之后的中国的“铁路之父”，后来他还是交通大学和广西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交通部南洋大学校长、陇海铁路工程局长、粤汉铁路管理局局长、天成铁路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西北公路管理处处长和工务局局长等。自1929年至1945年，他先后从事筑路16年，兴建新路1000公里，测量路线4000公里，管办公路5000公里，对民国时期的铁路和公路建设，厥功甚伟，尤其是开发西北、西南交通，成就显著，他还著有《中国铁路志》、《十六年筑路生涯》、《詹天佑先生年谱》等。如评论所说：“从某种意义而言，凌鸿勋这样的技术专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体现了一种变化趋势，即超越思想文化领域中体用之争，将学以致用奉为最高准则，并且在学习西方科技的过程中始终伴随自主创新和充满爱国热忱，这是我们考察中西文化交流问题时不应忘却的历史真相。”而认知这些“历史真相”，其前提更是应首先认识这些具体的历史人物，由此，笔者又联想到了毛泽东曾说过的“不要忘记”了的诸多“中国工业之父”，如“航运之父”卢作孚。

 

曾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毛泽东和卢作孚，他们后来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但殊途同归，即他们的一生都是为了中国的崛起和振兴的。当年恽代英、邓中夏和毛泽东选择了苏联革命式的道路，卢作孚则以为：“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这里的所谓“微生物”，就是我们曾经鄙薄过的社会改良和社会改造的事业，如卢作孚的“实业救国”、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等等。当年卢作孚似乎深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所以他会以为“无论什么事业，都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即要从根本上改造国家，难免不伤筋动骨，故为力避不必要的损失，须从小范围做起（比如他在重庆北碚开展的社会试验），取得了切实可行的经验，再进行推广和扩大。当然，“历史真相”是，革命的“炸弹”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屈辱和悲惨的命运，尽管如此，“革命救国”也好，“实业救国”也好，都是“充满爱国热忱”的。这其中的后者，即所谓“第三种人”，后来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下，逐渐式微了，甚或竟被遗忘了，论其原因，可能就如经叔平为《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一书所写序言中所说的：“过去我们讲现代史，总是注意残酷斗争的一面，而忽略了和平建设的一面，是有一些片面的。”

 

“实业救国”思潮下的实业家们

 

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涌动过一股热烈的“实业救国”思潮。

 

如张謇，这位著名的历史转型之际的“状元资本家”，他认为“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此后，他目睹时艰，慨叹京官疆吏不足为谋，虽科举成名却不愿以此求官，于是另走了一条实业和教育的道路，创办了“大生”这家“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唯一成功的工厂”，并先后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以及南通大学、吴淞中国公学、复旦学院、南京高等师范、河海工程学校等众多学校（包括女师、幼稚园、中小学、职业学校、盲哑学校等），还有图书馆、博物馆、气象台、剧院、公园、医院等。

 

再如自奉甚俭、一生兴办教育投资达千万元之巨的陈嘉庚，以及人称“万金油大王”的报业巨子、文教医药慈善巨子胡文虎。这里说到办报纸，值得注意的是当年进步的资本家也热心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突出的便是他们特别重视社会公共舆论的建设。显然，中国近代史上的报纸对社会的推动给他们以深刻的印象，于是，四川资本家康心如由早年对《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等的刻骨记忆，以及自己壮年先后创办《公论日报》、《国民公报》、《雅言》、《民信日报》、《中华新报》但因言论不自由身陷囹圄，最终悟出“不做官，不入党，不办报”的辛酸体会，遂“下海”经商，一俟马到成功，却又放不下早年的夙愿，康氏兄弟（康心如、康心之）“复活”了《国民公报》，使之成为一家四川工商金融界的民办报纸，继续发出它“民间”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