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节前开到春节后的七千人大会

作者：陈晋来源：《北京日报》发布时间：2012年03月15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1962年2月，毛泽东（右二）、刘少奇（右三）、周恩来（左二）、朱德（左一）、

陈云（左三）、邓小平（右一）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

　　今年是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小平同志曾说：“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那么，这次会议的开法究竟有何独特性呢？

　　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其七千人的空前规模载入史册，以至于研究历史的人，索性把这个会议叫作七千人大会，对它的正式名称，反倒有些陌生。

　　这个会议为什么要扩大到七千人？为什么要开27天的时间？中央领导层对会议的设想和引导经历了哪些变化？与会者的心态和讨论发言情况如何？最后形成了什么共识，做出了什么决策，解决了哪些问题？这样开会，对后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凡此等等，如果填空式回答，似乎不难。但若要拎出会议的要害关键，还原当时的政治气氛，道出中央领导对现实问题的认识过程，揭示当时情况下执政党的决策方式，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读了张素华著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感受颇多，对书中描述的七千人大会的开法，犹有兴趣。现尝试作以下梳理。

　　会议起因：解决粮食征购难题

　　这次会议原本是为解决粮食紧缺这个当时非常具体而又重大的难题而召开的。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1960年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粮食全面紧张，粮食征购计划无法完成；到1961年11月中旬，只完成当年任务的20%，京、津、沪三大城市随时有断粮的可能。为解决这个从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党中央专门提请六个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商讨办法。结果与会者多表现出畏难情绪，怕答应了中央要求的粮食征购数目后回去难以落实。中南局书记陶铸提出，干脆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次会，以“打通思想”。这个建议似乎印证了中央此前的一个基本判断：对粮食产量，地方干部没有完全讲老实话，只有从思想上解决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才可能完成粮食征购计划。为此，毛泽东不仅同意陶铸这个提议，还决定再扩大规模，把县委书记们也请来。这就是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从中央关于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和稍后起草的大会报告稿来看，当时设想的大会主题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总结经验，讲清楚“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一个是解决问题，反对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义。但这两个主题不是并列的，总结经验是为了反对分散主义，重点在后者。

　　对大会报告稿的独特处理方式：直接发给与会者征求意见

　　把分散主义作为主要矛盾，是不是抓到了问题的关键，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呢？从毛泽东对大会报告稿的处理方式看，中央似乎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有这样一个说明：“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

　　七千人大会在1962年1月11日举行时，没有举行开幕式，而是直接把大会报告稿发给与会者阅读，然后分组讨论，征求意见。讨论一开始，果然是议论纷纷。不少与会者明显不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反对分散主义的主张。有的省说，工业上有分散主义，但非此不可，否则不能调动地方上发展工业的积极性；而农业上不仅没有分散主义，相反是集中过多，把农民搞得比较苦。有的省说，现在不是反分散主义的问题，而应该反主观主义。显然，地方干部与中央的认识并不一致，提出反主观主义，则尖锐地触及到“大跃进”运动的失误原因，并传达出地方干部对前几年不好的领导作风尚有心结未解。

　　“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中央在1月15日发现了会议讨论的这个重要动向。是坚持按原拟主旨开会，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重拟报告稿？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6日果断决定，应该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重新组成报告起草委员会来起草大会报告，并要求先弄清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后再写稿子。这个决定，实际上使大会原拟的两个主题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改成了以总结“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为主。

　　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大家是拥护的。但在怎样总结经验这个问题上，认识就不一致了。由于中央鼓励人们大胆思考和具体分析，一时间又是议论纷纷，并很快就突破了中央原来的认识范围。无论在新成立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内部的讨论中，还是在大会的分组讨论中，像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还举不举，怎样看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央提出的从1963年到1972年的远景规划设想的指标是高了还是低了，反对分散主义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央原拟报告稿是否要推翻重来等问题，都提了出来。

分享按钮分享到凤凰微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收藏】【打印文章】【查看评论】

会员登录

从春节前开到春节后的七千人大会

相关内容

本周排行榜

最新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