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苏入美：两位已故领袖的遗言

 

 

问：你既然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

 

答： 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一 家六口都饿死……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1956 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共食堂，他们生活过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今年5 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 死三十几口……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 张裹尸的席子都没有……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 得，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呀，（呜呜呜）……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我、枪毙打靶，也要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了我的面没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 二天一早，要我去辞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猛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厂， 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在中南海北门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闹，戴着手铐还在地下打滚。只好用抹布堵上她的嘴，给她加上脚镣，交北京市公安局收押。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中央办公厅留守人员不敢耽搁，将口供誊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载有这份“口供笔录”的会议简报，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田家英没有呈送毛泽东主席。那不是打老人家的脸吗。自有更“体己”的人拿给他看，并密奏刘少奇批发这份简报 是别有用心。1960 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仍在号召“继续跃进”，“全党为1800万吨钢、6000亿斤粮食而奋斗”。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他还不承认了全国出现大饥荒的事实。要不要改变“继续跃进”的政策，毛泽东还在犹豫，这个湖南辣妹子使他彻底清醒了。一叶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难扳回这一局了。之后，毛泽东的健康情况转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个人独坐不语。经过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在他生病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党主席职务。他决定暂时离开第一线，休养思考一个时期。

 

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说服毛泽东，为一百多万在反右倾运动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甄别平反，其中包括恢复邓子恢的国务院 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在一次常委碰头会上，朱德还提出为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再不肯退让，他说：“把彭德怀请回来，庐山的事一风吹，三面红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养病，把北京交给你们。”刘少奇只好在朱老总和毛主席之间打圆场：“彭老总的事，放后一步吧，先过了眼前的大难再讲。”

 

此次中央工作会议（1960 年7月5日-8月10日北戴河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确定了“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在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一脸病容，可怜兮兮，心情沉重地作了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发生这么大的饥荒，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逃责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市第一书记，也都难脱责任。责任人人一份。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正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只和林彪两人管管军事和国际共运。还有就是读书、养病，研究些理论问题。他并再次提议正式通过党内文件，在他养病期间，由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

 

刘少奇在会议上说：“现在代不代理不要紧，要紧的是全国救灾救人，承认血淋淋的现实，立即调整政策，发放救济粮款，分给社员自留地，允许农民种粮种菜，搞小自由，开放农村集市，生产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吧，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既然一名贫雇农的女儿、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门口来喊冤，老百姓面对饥荒死亡，还怕你关他班房杀他头？你不让人活，人会让你活？逻辑就这么简单。全党同志立即行动，同心同德，千方百计度过饥荒，等到出了黄巢、李自成再来补救，就晚了。”

 

毛泽东虽然暂时交出了党的主席，但不交军委主席，朱德一提为彭德怀平反，他就摆出一副决裂的架势。因为彭德怀若是平反，恢复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林彪就得交权。失去军权，毛泽东就失去了反攻倒算的资本。毛泽东退居二线，并不是真心认错，是迫于形势不得已，所以留下一句话，三面红旗还得坚持，这就给纠正空想社会主义的路线错误留下了不可超越的困难。

 

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百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浪迹于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边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刘少奇等所采取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这些新政策一提出来，下面不敢贯彻，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回 来犯复辟倒退的错误”。包产到户在刘少奇手里到底没有在全国实现。1960年3月30日到4月 8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会标还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两千名来自全国各省的“人民代表”都奉命三不谈：一 不谈粮食征购任务过重；二不谈农村缺粮；三不谈饿死人。只准“畅谈”所在省区的“大好形势”，举手通过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到1961年，这是大饥荒的第三年，达到饿死人的最高峰，饿死1327万人，各地干部才“豁出去了”搞“包产到户”，到第四年才遏止住饿死人上升的势头，减为751.8万人。

 

“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针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 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开始走出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 的心态。因为按照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 多远，一旦国家度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度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的那 个可怕情景。他反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实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直到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这条“左”倾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也没纠正过来。

 

毛泽东祸乱全国，当然有他个人品质上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他创立的这个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硬是眼睁睁地看着连续四年每年成百上千万人饿死，政府迟迟无作为，媒体根本不报道，议会从来不讨论。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走出党国体制，党国才有前途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没有强人不行，没有对强人的监督和制约更不行。那就像一辆高速列车没有制动装置一样，非出大事故不可。民主国家的议会就是这个制动装 置。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本应履行议会的三大职能：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错误。党国体制将这种职能阉割了，它成了橡皮图章，不起作用了。如果全国人大能 起民主国家议会的作用，则能从根本上避免那一场滔天人祸。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提交的《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规定1958年的钢产量是624.8万吨。粮食产量3920亿斤。【8】这个指标不仅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不经全国人大复议，别人是无权修改的。

 

6 月19日，毛泽东在游泳池问冶金部长王鹤寿：“（钢产量）去年是五百三（535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这一问一答，就决定了钢产量翻一番，把指标修改为1070万吨。粮食产量，毛泽东和谭震林商量的结果是6000-7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也接近翻一番。两个“翻一番”，对国务院和全国人大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这样定了。若是在民主国家，议会会弹劾毛泽东违背程序民主，他不经国务院乱提指标非法；不经全国人大修改人大的决议违宪。两个“翻一番”不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