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苏入美：两位已故领袖的遗言

作者：辛子陵来源：五柳村发布时间：2011年01月16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毛泽东披挂上阵，在刘少奇、邓小平的协助下，带领五个业务组亲临经济建设第一线，代替了国务院的工作，他实际上是国家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至于具体工作，他管到了农业社发展的百分比，管到了初级社升高级社，管到了一声令下全国实现公社化，管到了种庄稼要深翻七尺【5】；工业上他管到了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管到了钢铁元帅升帐，管到了亲自下达指标钢产量翻一番，后来把农业搞乱了，把工业搞乱了，把文教搞乱了，全国都乱了套，世界末日般的全国大饥荒正在蔓延，他说他没管具体事务，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刘少奇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高票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9 年国庆各报并列同等尺寸刊登了两个主席的肖像。但刘少奇这个主席和毛泽东那个主席是不一样的，他是个没有军权的国家元首。军权被毛泽东带走了。没有军权的国家元首，实际上是个礼宾官。他要靠对毛泽东的依附，靠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个主席才能当下去。这是刘少奇贵为元首之后的先天软弱性。

第二，毛泽东的真实目的是要以退为进，升格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

在中国，党权高于宪法，党主席高于国家主席，是毛泽东长期经营造成的，是个人崇拜对国家体制的破坏。1958 年初，毛泽东提出不做下届国家主席，专做党的主席，一不是真心退隐，二不是出于谦逊，三不是身体不堪繁巨。他的真实动机是要“高升”一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要仿效斯大林不到车站、机场迎送任何外国客人，不论是总统、国王和皇帝。在国内，国家主席是他的大副。由国家主席到机场迎接外国元首，过两天毛泽东出来接见一下，他的身份就在国家元首之上。党主席至尊至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这么叫起来的。至于权力，他不仅不放松一点，而且更多更紧地集中在自己手里。他是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提出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同时明确了他继续执政的方式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他强化省以下各级第一书记的权力，弱化政府的权力，强调第一书记说了算。党委的权威是这样逐渐强化起来的。他不在政府任职了，权力中心就转移到了党的系统。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

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还是马青天【6】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护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7】

毛泽东领导国家，“基本上不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那一套”。至于宪法，对不起，他“记不得了”，因此不算数了。国家政权和宪法，在他心目中是个民主装饰，不是真要起作用的。党国体制把毛泽东摆在了太上皇的位置上，留下了不在国家体制内的元老干政的恶劣先例。

党国体制的组织上的表现是二元化的政权。二元化政权不是两个平行的权力机构，而是一个强本弱枝的链接体系。我们现在的权力结构，一级权力在党委，从上到下的系统是中共中央、省级（省级市）党委、市级党委、县级党委、乡级党委、村党支部；二级权力在政府，从上到下的系统是国务院、省（省级市）政府、市政府、县政府、乡政府、村委会。政府系统表面上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实际上是党委的派生机构，党委是强本，政府是弱枝。决策机构是党委系统，政府系统是执行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装饰，摆样子的，党的决议通过人大变成议会的决议，但人大事实上无权否决和修改党的决议。党政分开就是党逐渐摆脱直接执政的局面，恢复和健全政府的职能。

中国的执政党和民主国家的执政党职能是不同的。譬如美国，民主党现在是执政党，因为奥巴马是民主党推举当选的。但把奥巴马推举出来，民主党在本届政府的任务就完成了。党的任务，就是把本党最优秀的人物推举出来执政，如果党主席条件合适，也可以出来竞选执政，但不是带着本党接管整个国家。奥巴马的施政纲领，对内政外交重大问题的决策处理，并不需要报告民主党中央，也不需要请示民主党主席。各个州的州长不是中央政府任命的，是选举产生的，和总统不一定属于同一个党。州一级的民主党组织除地方选举时推举本党的州长候选人之外，对地方事务没有其他发言权，就如同民主党中央除了推举总统候选人之外，对全国事务没有其他发言权一样。奥巴马是以总统兼三军总司令的身份领导国家，而不是以民主党主席的身份领导国家。权力的一元结构是宪政民主，二元结构是党国体制。

毛泽东不做国家主席了，宪法被他踩在脚下，共和国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党国体制的威力和弊端都明显地暴露出来。这突出地表现在大跃进失败和失败后的善后问题上。

连续四年饿死人是党国体制祸国殃民的典型案例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多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万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

官方统计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人，即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

大跃进中发生饿死人的事情，不是天灾，是人祸。

连续四年饿死人不能采取断然措施扭转局面，则是党国体制的延误。

党国体制的内部规则是所谓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从列宁那里搬来的。其最大的弊端是没有纠错的机制和消灭纠错的力量。这是个消灭反对派走向独裁的制度。民主的真谛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只强调前一句，取消多数保护少数，把少数当作反党分子，当作阶级敌人打击，是假民主。许多情况下少数是正确的，保护少数就是保留纠错的机制，打击少数必然走向一错到底。以庐山会议为例，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反映了全国的实情，也代表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但毛泽东利用他的权威操纵了多数，制造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如听彭德怀的忠言，立即停止疯狂的大跃进，全国救灾，安排人民的生活，也就是饿死五百多万人。但毛泽东不听，一错到底。庐山会议后期，为了证明三面红旗正确，他在全党发动以批判彭德怀开路的反右倾运动，在全国掀起“第二次跃进高潮”。这第二次跃进从 1959年8月庐山会议结束起，到1960年8月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止，作孽最大，饿死人最多，农村的生机几近完全破坏和毁灭，连续三年，饿死3200万人以上。

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折合1715万吨，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600亿斤）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掌控的“政治设计院”，决定出口419万吨粮食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城市粮食供应马上紧张起来，连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几天的存粮了。为了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继续向各省搜刮粮食，这样一来又多饿死了很多农民。

1960年全国缺少 2400万人的口粮，按每人/年320市斤作为维持生命的基线计算，共缺粮76.8亿斤，折合384万吨。如果不出口那419万吨，当年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一个人都不会饿死。但毛泽东一心想造原子弹、氢弹，与苏美争霸，扬威世界，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决心要实施他所谓的“大仁政”（和梁漱溟辩论时说过的话），而把救济灾民、不让老百姓饿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顾，照常出口粮食换外汇，以采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后来，原子弹是上天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毛泽东的伟大，须知是3755.8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子弹送上天的。不能把发展原子弹和出口粮食对立起来，推迟三四年再出口粮食换汇，就可以出现既舒缓了民困、避免饿死人，又造出原子弹的两全其美的结果。

就在毛泽东坚持错误，不肯对老百姓施一点“小仁政”的时候，一个不要命的湖南女工的上访惊动了在北戴河开会的中央领导人。使毛泽东再也“顶”不住了，成为党和政府由继续跃进转向救济灾民的转折点。

1960年7月26日上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

中南海北墙外的那条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经过，但不设站。那天只有少数过路人看到这名青年女子双手高举着的标语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卫发现，拎小鸡一般拎进北门去，在接待室给她戴上手拷，做了简单的询问，口供笔录如下：

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成分？职业？要老实回答！

答：我叫刘桂阳，湖南衡阳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

问：你来北京，有没有单位证明信？

答：没有，但我有工作证，上面有照片，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们搜出来看，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工厂去查对。

问：你的同伙呢？他们在哪里？

答：没有同伙，就我一个人，连我爱人都没告诉，凭天地良心来告状。

问：你这叫告状？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答：随你们怎么讲，我反映的是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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