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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湖南道县的大屠杀纪实
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１０种：
１、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２、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３、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４、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５、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
６、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７、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８、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９、火烧（含熏死）。
１０、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任何一个善良的人，看到这些数字，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震撼。这真是一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杀人者如此丧尽天良，他们与被杀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可化解的仇恨呢？３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当然无法理解这场血腥的杀戮；然而，任何事情在事发当时应该说均有其理由和历史背景。笔者不想就此一一分析探讨，因为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我们只想揭开厚重的历史面纱，让世界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它发生过，的的确确发生过。我们也知道，揭开这个业已被历史的厚重烟云包裹住的民族伤疤，是不为当政者所见容的，甚至不为一些“爱国”的国民所接受，毕竟这“有损”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的民族形像。然而，那些无辜的惨死者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份，我们的手足同胞！这场血腥的大屠杀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道县尤为惨烈？谁是这场大屠杀的真正凶手？这不能用 “文化大革命动乱”、“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等含混的词句搪塞过去的。然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记录下这段历史，并期以给那些无辜惨遭迫害和惨死于屠刀之下的同胞讨个说法，警醒我们这个乐于健忘的政府和善于遗忘的国民。
一位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１９８５年春，他在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参加剥削呀？”“人在心不死，迟早要复辟的。毛主席说的哪里会错？”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不知中国今天的当政者听了这话作何感想？
道县“八五会议”，向农村发出制造红色恐怖的信号
１９６７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啊！整个中国已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湘南边陲的这个小县城也不例外，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很快，道县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七月以来，随着大自然的气温升高，两派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沸点。红联叫革联为“革匪”，革联则把红联叫作“红老保”。
像湖南许多县城一样，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的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的势力较大，而且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红联则与当地新旧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的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且自称造反派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
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也时有小规模的武力冲突
８月３日—５日，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的紧急会议。之所以写下这次会议，是因为笔者认为其与此后农村大规模杀人有一定的关联，至少，其发出了一个“红色恐怖”的信号。现将会议的记录摘录如下：
时间：１９６７年８月５日下午。
地点：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
参加人员：各区抓促小组组长。
会议内容：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总结。
刘世斌（县抓促小组第一副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同志们，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开了三天，今天就要结束了，现在请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同志给会议作总结。
熊炳恩：首先让我们一起学习最高指示：（略）（然后列举了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略）……当前阶级斗争复杂，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到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最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
各区抓促小组组长，大多数是区武装部长或公安政治干部，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和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自然闻风而动。会议一结束，星夜兼程赶回各区，传达精神，部署工作。
紧接着，一场突发的事件，加速了大屠杀的到来。８月８日，在两派斗争中处于劣势的道县“革联”先下手为强，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接管”了现有的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弹药全部抢走。
“八·八”抢枪后，“革联”以左派胜利者自居，而对立面“一月夺权”的胜利者“红联”则感到压力很大。８月９日，“红联”后勤部长张明止主持召开“红联” 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会议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决定把“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八·八”抢枪后，道县人民武装部门（县级为解放军的地方编制，下面各区和公社的武装部为地方政府编制）与“革联”的关系更加势同冰炭，而与老朋友加战友 “红联”的关系则进一步密切。（笔者认为，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道县人武部门——这个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制造谣言、扩大矛盾、挑拨怂恿，对整个屠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８月１１日晚上，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门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开了整整一天会的各区武装部长毫无倦意，正在室内聚精会神地听取“红联”头头作武斗部署：准备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有枪支的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会议决定，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
会上，自然有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的内容。（笔者实在弄不明白，两派之间的非理性争斗，为什么要把“四类分子”牵扯进来。似乎只有更严厉地惩罚这些早已被剥夺做人的权力的弱者，才能显示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一贯正确的革命派。）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１２点。与此同时，在生产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正在通过邮电线路，召开全县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电话会。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插红薯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
一切都在顺理成章、巧置名目地进行着。似乎谁也没有布置杀人。没有！然而杀人的信号枪已经打响。红色恐怖已经笼罩着潇水河两岸，笼罩着那些将成为这场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祭品的无助者及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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