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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一个普通人的选择：记录校长遇害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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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个普通人，在文革中做出了一件并不惊天动地、却勇气非凡的举动，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你永远可以选择
张静芬老师的选择
张静芬老师今年80岁。她和老伴儿住在北京南城的一套单元房中，像北京的数百万退休老人一样，过着安静的晚年。
张静芬的经历很简单。1951年，她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了师大女附中当老师，教历史和语文。她一生只在这一个单位工作过，一干就是近40年，直到1988年从学校退休。如今，她每天读报，遛弯，带孙儿，宁静平和。她不想生活再被打扰。
但是，这个世界却没有任何理由忘记她。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成为文革中被学生打死的第一名教育工作者。8月9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在悲痛中收到一封署名“师大女附中一教师”的匿名唁函。这是第一份记录卞仲耘遇害真相的文字。
多年之后，王晶垚写道：“这封匿名唁函告诉世人，即使在文革最黑暗的时刻，仍然有人敢于立即做出自己的选择，抗议邪恶。”
做出这一选择的人，就是张静芬。
对于这一惊世之举，张静芬自己却从未谈起。因为，“那些事做完了就过去了”。经过再三努力，她才终于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这是她首次接受媒体的采访。
“我把全校所有的老师都想了一遍，觉得没有反革命”
张静芬刚进师大女附中那年，才21岁，是大学实习到这里讲课后，被校长点名留下的。
她对这个学校充满好感。
师大女附中原来就是北京首屈一指的女中，新中国成立后，来自延安的育才学校女生部与其合并，这里成为北京最好的女中。学校不但出了一大批女科学家、女艺术家等名人，而且是那个年代高级干部的女儿们聚集之地，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的女儿都曾在此就读。用一位校友的话说，这里“部长的女儿是大把抓”。
在张静芬的印象中，这里的女教师们，个个爱岗敬业，水平一流，其中不乏为了事业选择独身主义的。
对于从延安过来的“老革命”，她的印象也非常好。她记得有一次在教室外看见后来当上副校长的胡志涛。“短发，很精神，穿着列宁服，我想这就是老干部了……两个大眼睛一闪一闪的，非常精明强干的样子。”
当时的卞仲耘，刚从解放区过来，还只是教导员。张静芬的第一次深刻印象，是有一次开会看见她。“很漂亮的，长得好像薛宝钗似的，很美。但是衣服有点邋遢。当时苏灵扬校长就批评她，说你看你的领子后边这么脏，她的脸刷一下就红了。我当时心想还有这样的人物啊。”
张静芬进师大女附中的时候，很多人都祝贺她，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会进步很快。张静芬自己也这样觉得。不过，她与学校领导，包括后来当上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的卞仲耘，没有任何私交。她觉得在这里，凭本事吃饭就行了。
“我知道卞校长是一个很好的人，对人很诚恳。但我不喜欢跟在领导后面拍马屁，我从来不做这种事。因为我觉得凭我的学识，凭我对学生的爱，来做工作就行。人应该光明正大。我也从来不搞小汇报。领导也知道我的水平，也知道交我什么工作都是放心的。”她颇有些知识分子的清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学校停了课。师大女附中的三个副校长、两个教导主任全部被打倒，每天被批斗不止。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似乎身边都是阶级敌人，每个人都可能是反革命。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张静芬庆幸自己历史清白，没有什么可被“揪出”的小辫子。但是私下里，她对这种革命很不以为然。
“因为他们是当权派所以就是反动分子？这我不明白……我就把全校所有的老师都想了一遍，我觉得没有反革命。这里每个人我都认识，而且不是一起呆了一年两年了。谁不了解谁啊？人都有缺点，但决不是反革命。”张静芬说。
在卞仲耘死的前几天，张静芬就发现，她两眼发直，谁都不理了。“有一次我上厕所，正好碰见她，她在洗手。我也赶快过去，好跟她说句话。我想告诉她，你不要负担很重，大家都是理解你的。我刚过去，她转身就走了。这时又有人推门进来，也不便说什么了。”
“听到卞仲耘死讯：“屋里静极了”
1966年8月5日这一天，令师大女附中的许多师生终身难忘。张静芬也同样刻骨铭心。
“我记得那天天特别热。我们年级组语文老师在二楼的楼上开会。已经停课闹革命了，大家在办公室里学文件，‘最高指示’什么的。听见楼下挺乱的，很嘈杂，从窗户往下看，后操场有学生弄个大筐，里面装了黄土，让卞仲耘这些‘黑帮’抬黄土。他们每人头上都戴着字纸篓。然后又让她们左手拿着簸箕，右手拿着扫把，当当当地敲。他们身上都贴满大字报，都是一条一条的。上面写着‘打倒卞仲耘’啊，你是黑帮，你是反动派啊，不老实交代就如何啊。还被泼了好多墨水。还让他们唱‘黑帮歌’。有学生拥着，这些学生我也不认识……”
张静芬并没有亲眼看到卞仲耘是怎么被学生打死的。“我后来听到的说法，是说胡志涛挨打最厉害，因为她抗拒，她同红卫兵辩论。但胡志涛年轻身体棒，顶过来了，没伤到要害。而卞仲耘当年已经50岁了，她被击中要害，不知道被谁用棒子打中小脑……”
第二天，张静芬和她的同事们在一间教室里，听到“筹委会”(文革开始后学生成立的取代学校领导班子的组织)的广播，宣布卞仲耘死了。
“当时，教室里的桌子围成一圈，我们都围坐在那里。屋子里静极了，掉根针都可以听见。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个人有任何表情。比如很惊讶，怎么她死了？或者表示，她死了，她该死，她是反动派；或者说，哎呀太可惜了……没有，没有任何表情，没有同情她的，也没有反对她的。”
或许，这种静寂，一半出于震惊，一半出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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