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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见愁：“文革”中的革命歌曲
群众组织编演大型歌舞之风刮遍各地。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后，又各编各的。如四川成都的两大派，红卫兵成都部队编演《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则编演《四川很有希望》。但是这些歌舞中的歌曲，以及各群众组织自己的“战歌”，多因其严重的标语口号化，再加上派性的障碍，大多没有得到流传。
在大歌舞热潮中，也出现过一个并非歌颂造反派的造反历程，而是歌颂中国共产党的“造反”历程的大歌舞，就是由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编演的表现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剧《井冈山的道路》，曾在1967年至1968年间传到全国许多地方，其中第四场《红色政权》中的《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第七场《星火燎原》中的《八角楼的灯光》等歌曲，因艺术水平较高，曲调优美抒情，同时又没有文革的派性味道，都曾传唱一时，颇为流行（笔者在文革结束30多年后还在重庆街头听到一中年盲人用二胡演奏此两歌乐曲）。
造反派歌曲中还有不少五花八门的类型，如前文提到的为“林彪语录”谱曲的那首《完蛋歌》，以及后文将要提到的一些“重新填词”歌曲。
有些造反派歌曲现在看来十分荒唐，但在当年却是颇为严肃地流行过一时的。例如，在1966年12月4日重庆发生了造反派冲击会场造反，与正在集会的“保守派”工人纠察队发生大规模武斗的流血事件后，在混乱中传开了“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谣言，一些造反派从火葬场强行拉走几具尸体，认定为“造反烈士”，陈尸展览，大造舆论，重庆文艺界造反派特地为此创作了歌唱“烈士”的歌曲《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歌词大意为：
读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起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亲爱的好兄弟！你上台揭露了重庆市委，你发言戳穿了阴谋诡计，你勇敢战斗，你英勇无比，谁知那一双黑手把你青春夺去！……
因其曲调哀婉抒情，一时间到处传唱。但当有关“烈士”的传言被证实是无中生有后，这首歌也就销声匿迹了。
后来大规模武斗中真的死了人，一些地方便又出现了歌颂“烈士”的歌曲，但因派性的阻碍和一般群众对武斗的反感，这类歌曲多半只在本派群众组织的宣传队少数人中传唱，难以流行。
从造反派歌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大革命前多年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的深刻影响。红卫兵、造反派大多是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充满对斗争生活的向往，对为真理献身、为正义牺牲的英雄壮举的追求。只可惜他们像堂·吉诃德一样登错了舞台。
两首特殊的流行歌曲
文化大革命流行歌曲中最为荒唐的一首，大概要算专供“牛鬼蛇神”们唱的《嚎歌》。
因为没有经官方传媒公开发表，此歌在流传过程中便被作了随心所欲的修改，在各地有了不同的“版本”，歌名也有多种叫法，有的叫《认罪嚎歌》，有的叫《牛鬼蛇神队队歌》，也有的叫《牛鬼蛇神嚎丧歌》。这是文化大革命所煽动起来的人类劣根性登峰造极的“杰作”。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纳粹集中营里，法西斯匪徒们也只有过在留声机播放的古典音乐声中拷打折磨囚犯的恶行，还没有谁专门创作一首歌曲来折磨囚犯。这是中国音乐史上最耻辱的一笔。
著名剧作家曹禺在《已经忘却的日子》一文中，写到他上小学的小女儿小欢子唱《嚎歌》唱着玩的事：“‘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这个歌她觉得很有趣，孩子们都觉得很有趣，‘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小欢子高兴地反复唱。”小欢子的姐姐不让她唱，妈妈却说，让她唱吧，她不懂。后来曹禺被关进“牛棚”，被责令唱这首歌。曹禺写道：“我之所以会唱，还是受小欢子唱的时候熏陶的结果。”[8]
著名演员新凤霞曾专门写过一篇《和溥仪一起唱“鬼嚎歌”》，写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她所在的“劳改队”有一天命令全体学唱《认罪嚎歌》。学唱中，原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溥仪和原是评剧演员的新凤霞两人怎么也唱不好，被罚出列练唱。“这一出来两个人唱更糟了。我个子低，皇帝个子高，可我声音高，皇帝声音低，这一高一低更不是味了。歌词只有几句：‘我有罪呀！哎哟！我该死了！哎哟！该死，该死，真该死呀！我有罪呀！有罪，有罪，哎哟，唉唉哟哇！罪该万死了！……’”最后是连看管人员都只好不让他们再唱下去了，说“这可真是鬼哭狼嚎了！”[9]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堪文化大革命给予他的迫害，携家逃离中国大陆。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强迫唱《嚎歌》。在被关押批斗期间，“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歌》，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烂砸碎！’”[10]马思聪的这篇讲话，被各国记者译成多种文字，经众多传媒发表，因此《嚎歌》的恶名也就随之传遍世界。这大概要算当时在国外“名气”最大的一首文革歌曲。
《嚎歌》的作者是谁？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在一篇回忆另一副部长齐燕铭的文章中有一个说法：“一九六六年我们一同被关在文化部旁边那个大庙里，不知从哪里送来了一首歌词，硬要周巍峙同志谱成曲子，并由他教唱。这个歌曲的全部，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其中重复了两句特别别扭的调子，就是：‘我有罪，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11]
从陈荒煤的这个回忆可以得知，《嚎歌》的曲是由著名作曲家、《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曲作者周巍峙被迫谱写的（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载：“据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这首‘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在1966年8月作的……”[12]此说显然不如陈荒煤本人亲历更具权威性）。强迫一个老干部、作曲家谱写这样的歌曲，丑化和侮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牛鬼蛇神”，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惩罚和折磨。在这里真用得上一句文革流行语：“何其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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